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电信发展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下称银行）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签订本协定。
　　鉴于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２中所述的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感到满意，并要求银行对本项目提供资助；
　　鉴于借款人预计将得到瑞典国际技术合作署一笔相当于１３０万美元的赠款，用于资助项目Ａ部分；借款人和瑞典国际技术合作署之间将就该赠款的条件和条款达成一个协定。
　　鉴于银行已经同意，特别是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所规定的条件和条款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本协定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银行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实施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以及下列几点的修改（下称《通则》），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Ａ）３．０２节的最后一句删去。
　　（Ｂ）６．０２节的（Ｋ）段改编为（Ｌ）段，新的（Ｋ）段为：
　　“（Ｋ）当出现这样一种特殊情况，使得随后的任何提款都同银行协议条款第三节第三段的规定不相符时。”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使用的若干词汇，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其词义均在《通则》中有其相应的解释，下列新增词汇则具有以下词义：
　　（Ａ）“财政部”系指借款人的财政部或其任何继承者；
　　（Ｂ）“邮电部”系指借款人的邮电部或其任何继承者；
　　（Ｃ）“中期行动计划”系指借款人的邮电部副部长于一九九三年九月给银行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促进电信行业改革的行动计划；
　　（Ｄ）“项目管理局”系指邮电部下属的项目省邮电管理局；
　　（Ｅ）“项目省”系指借款人的江苏、黑龙江和辽宁省。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本贷款协定所规定或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由多种货币构成、由银行按照每笔提款当日的汇率计算的、总额相当于二亿五千万美元（Ｕ＄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
　　２．０２节　本项贷款资金可根据本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贷款账户中提取，用于支付已经发生的（或若银行同意，也可用于支付将发生的）、为本协定附件２所述项目需要的和应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及服务的合理费用。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日应为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或由银行另定的更晚的日期。银行应将该更晚日期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对于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部分，借款人应按百分之零点七五（０．７５％）的年率，按时向银行交付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经提取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利息期的利率及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个半年所确定的核定借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零点五（１％的一半）。在本协定第２．０６节规定的每个日期，贷款人应支付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在上一个利息期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该利息期内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将该半年期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使用的：
　　（Ｉ）“利息期”系指本协定２．０６节中规定的每一日期以前的六个月时期，包括本协定签订日所在的最初的利息期。
　　（ＩＩ）“核定借入款成本”系指银行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后已经提取而未清偿的借入款部分的成本，由银行合理确定，并以年利率表示。银行借入款部分不包括银行分配给下列资金的这类借入款或部分借入款：（１）银行的投资；（２）银行在一九八九年七月一日以后可能发放的，其利率不根据本节（Ａ）段的规定加以确定的贷款。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以日历年计算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
　　（Ｄ）银行将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借款人在某一确定的日期对本节（Ａ）、（Ｂ）、（Ｃ）、（ＩＩＩ）段进行如下修改：
　　“（Ａ）对于已经提取而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季度的利率，按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季度所确定的核定介入款成本加上百分之零点五（１％的一半）。在本协定的第２．０６节规定的第一日期，借款人应交付未偿还的贷款本金上一个利息期所产生的利息，该笔利息是按照该利息期内所适用的两个季度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季度终了后，将该季度的核定借入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ＩＩＩ）‘季度’系指从每个日历年的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开始的三个月时期。”
　　２．０６节　利息和其他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为每年的三月十五日和九月十五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３规定的分期偿付时间表，偿还贷款本金。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对实现本协定附件２所述本项目的各个目标予以承诺，为此，借款人应通过邮电部和项目管理局，以应有的勤奋和效率，并按适当的行政、经济、财务和电信惯例实施本项目，并应根据需要及时提供项目所需的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
　　（Ｂ）在不限制本节（Ａ）段条款的情况下，除非银行和借款人另行同意，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５中的实施计划执行本项目。
　　３．０２节　除非银行另行同意，本项目所需的并应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均应按本协定附件４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财务约文
　　４．０１节　（Ａ）借款人应按照健全的会计惯例，保持或促使保持足以反映以下情况的记录和账目：（Ｉ）负责执行本项目或部分项目的借款人机构和部门关于本项目的业务、资源和支出；（ＩＩ）项目管理局下属电信经营企业的合并的财务状况。
　　（Ｂ）借款人应：
　　（Ｉ）由银行可以接受的独立的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本节（Ａ）段中提及的每一财政年度的各种记录和账目进行审计。
　　（ＩＩ）尽快，但在任何情况下最迟不晚于每一财政年度终了后的六个月，向银行提交一份经上述审计师按照银行合理要求的范围及详细程度所作的这类审计报告；
　　（ＩＩＩ）当银行随时提出合理要求时，向银行提供关于上述记录、账目及其审计的其他有关资料。
　　（Ｃ）对于根据费用报表从贷款账户提款支付的一切支出，借款人应该：
　　（Ｉ）按照本节（Ａ）段的要求，保持或促使保持反映这种支出的记录和账目。
　　（ＩＩ）保证所有证明这种支出的记录（合同、订单、发票、账单、收据和其他文件），在银行收到最后一次从贷款账户提款那一个财年的审计报告之后，至少再保留一年。
　　（ＩＩＩ）使银行的代表能够检查这些记录。
　　（ＩＶ）保证在本节（Ｂ）段提到的年度审计中包括这些记录和账目，且审计报告中包括由已提及的审计师所做的一份独立意见书，以说明这一财年提交的费用报表及其准备过程程序和内部控制，能否用来支持有关的提款。

　　第五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５．０１节　在《通则》第１２．０１节（Ｃ）款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情况作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附加条件：即本贷款协定已获借款人的国务院批准；
　　５．０２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九十（９０）天为《通则》第１２．０４节中所要求的日期。

　　第六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６．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３节的要求，借款人的财政部长被指定为借款人的代表。
　　６．０２节　根据《通则》第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三里河
　　财政部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用户电传号码：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Ｈ街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用户电传号码：２４８４２３（ＰＣＡ）
　　　　　　　　　８２９８７（ＦＴＣＣ）　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１９７６８８（ＴＲＴ）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于上述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哥伦比亚特区，以各自的名义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注：附件一、二、三、四、五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授权代表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代理副行长
　　　　李道豫　　　　　　　　　　　　尼古拉斯·霍普
　　　（签字）　　　　　　　　　　　　　（签字）
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探析

尚绪芝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极遭到破坏，实际上“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一夫一妻制 宗法制度 婚姻制度

当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即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之后，社会生活在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姻制度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在古代社会法律很早就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但是在古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中盛行的确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笔者初步归纳出如下原因。

一、原始社会婚姻遗风的影响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无论传统是什么样的，无论我们的好恶如何，也无论我们主观上如何想抛弃它，……但事实上它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一切的一切，仍是在传统的影子下渐进，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传统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的遗风对于文明社会婚姻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种形态：
群婚。在该婚姻形态下，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正如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
兄妹通婚。在该婚姻形态下所形成的婚姻规则是：不允许不同辈份之间的相互性交行为，只允许同辈的男女通婚。
族外群婚。该婚姻形态下的婚姻规则是：排除了同一氏族内部兄妹之间的通婚关系，规定男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以其他氏族的男子为夫。与现代婚姻完全不同的是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自属于所生活的氏族。丈夫到妻子那过婚姻生活，晚上去早晨归。一个男子在一群妻子中可能有一个主妻，女子亦然。一群兄弟共妻，一群姐妹共夫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
对偶婚。这种婚姻制度下，婚姻基本上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极不牢固的。婚姻关系松弛，双方只要有一方不愿维持婚姻关系便可解除。[1]
　　由以上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看，从来就没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这种婚姻遗风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婚姻制度有直接影响。
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始端是夏朝，法律制度也是肇始于夏朝。但是由于夏朝国家初建，刑事法律制度尚非常不发达，更不用说民事法律制度了。[2]所以通过法律规定婚姻制度更是没有提上日程，所以众多的法律制度史的教材中对夏朝的婚姻制度都没有提及，而且在夏朝的法律制度中，习惯法是非常重要的渊源，很多法律制度都是直接来源于古老的习惯。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夏朝的婚姻制度主要是沿袭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这样说来原始社会的婚姻遗风必然被带到了文明社会。继夏之后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在婚姻制度方面从来实行的都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1]

二、古代婚姻功能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婚姻问题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因为它是人伦之本，没有它，中国古代社会围绕着婚姻家庭的诸多价值观都无从体现。正因为如此婚姻也常常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大事，给以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的先民对于婚姻的功能或作用持有什么样的认知呢？《礼记·婚仪》篇中的“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功能观。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婚姻完全是以家族而不是以两性自身为中心的，承载着“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这样的两大社会功能。
从宗族的延续方面看，宗族的延续和壮大首要的一个条件是宗族的人丁兴旺。可是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人口的自然死亡率较高，在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人口的自然增长缓慢。据资料统计，从夏初到春秋战国之交的1600多年中，中国人口大约增长了1.7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0.6‰。从战国初年到清末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口在2300多年增长了16.6倍，年平均递增率仅为1.2‰。[2]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能生育人口——妻妾基数的方法来弥补人口自然增长缓慢的不足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从祖先的祭祀方考察，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祀权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一般来讲，只有男性才享有祭祀权，妇女被当然地排除在外。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的话，则会被人耻笑或鄙视，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口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将“无后”看成是对父母甚至是对对祖先最大的不孝。在这种观念的趋势驱使下，又衍生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总之，为了长久维持神圣的祭祀权利，就要保障本族的“香火不断”，为此“一夫一妻多妾”制又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现实选择。

三、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子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或统治地位，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可以信手拈来。
从男女性别比例看，学者姜涛在其著作《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中，在大量引用、评价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多女少的事实并说明了原因。他说：中国传统人口的性别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在总体上并非男女持平，而是明显呈男多女少的高性别比。这种性别比结构，是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礼教，尤其是溺弃女婴习俗长期作用的结果；此外，育龄妇女卫生条件差以及女性人口的漏报也是造成传统人口高性别比的重要原因。
从男女的社会角色看，中国古代基本上仍是一种以男性为主导的环境架构。男性主宰着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领域，仅仅从事辅助性的劳动。在社会角色方面，如果说男性是主角的话，那么女性充其量仅仅是个配角。
从男女在的家庭中的地位看，男性是家庭的主宰，承担着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供养家庭的责任，同时架起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在家庭生活中男性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这从中国古代社会极力宣扬的“父权和夫权”就能体现出来。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要给男性提供各项舒适的，对男性要服从、顺从、忠贞，同时还承担着“相夫教子”、“敬老护幼”的基本职责。这就是中国古语所说的“男主外，女主内”。
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强压下，广大的中国古代妇女找不到自己的独立位置，反倒认为委身于男性为妻、为妾是其必然的选择。这样的观念为“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盛行扫清了意识障碍。

四、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的身范作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可以说是“皇权崇拜”的社会，人们对“皇权”、“皇帝”的景仰达到极至，因为皇权是整个国家唯一核心。其代表者皇帝掌控国家一切权力，且不受任何限制。而皇权与皇帝又常常与“尊贵的神”联系在一起，而古代先民对神的景仰不亚于对皇帝皇权的景仰。在“皇权崇拜”的社会，一般人都会认为皇帝的所言、所行都是对的，都是值得效仿的，都是应该遵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尊君，以其为役使者之子而轻之也”等价值观念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尊君意识。强烈的尊君意识也强化了人们对皇帝行为的争相效仿。在婚姻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家庭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多妾”的现实。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是一普遍现象。墨子曾描绘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统治者的妻妾状况，他说：当今之世，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都将其宫女掳至咸阳，作宫室以藏之，史载当时“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载汉武帝时期后宫佳丽数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皇帝均以多妻为荣，故而推定后宫人数亦不少。其他朝代的皇帝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列举。
最高统治者妻妾成群从皇帝的儿孙数也可反映出来。一个皇帝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儿子的现象并不罕见，西汉景帝就有十三个儿子，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康熙皇帝有三十五个儿子。[1]

以上仅从几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未能真正实行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婚姻制度是一个复杂多面的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囿于篇幅和水平所限，以上几方面仅仅是就教学过程中的积累的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尚绪芝（１９７３—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等课程的教学，职称讲师，最高学位法学博士。
通讯地址：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天津市河东区程林庄路６３号）　邮编：３００１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