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做出了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职责。但实践中,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一些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细化。

　　关键词: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细化措施 完善建议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新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新刑诉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职能,强化了人民检察院对逮捕活动执行的监督。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实现新法与司法实践的“无缝”对接,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就如何做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谈几点思考意见。

　　一、建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正当性

　　(一)维护合法权益的恰当方式。随着国家政治民主和社会文明程序的逐步提高,我国对于人权保障问题越来越重视。针对被限制人身自由、处于羁押状态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容易受到侵害问题,新刑诉法规定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契合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也是国际司法改革趋势的必然选择,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良好体现。

　　(二)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对于犯罪性质、犯罪情节较轻但造成一定后果的案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改,最大限度地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当事双方达成赔偿和解协议后,及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适时变更强制措施,有助于缓和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更有利于被害人及时获得相应的抚慰和赔偿,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三)节约司法资源的必要措施。近几年,刑事案件的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看守所经常人满为患,相关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加。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适时解除羁押,可以有效缓解看守所人满为患的压力,从而降低司法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共同犯罪嫌疑人恰当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可以促使其中的从犯、胁从犯为争取宽大处理而积极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检举揭发他人罪行,从而大大提升司法效率。

　　(四)强化监督职能的重要延伸。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在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施的法律监督权。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目前虽然承担着对逮捕措施启动的第一道审查。但是检察机关作为逮捕决定的作出者,却始终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状态的持续监督。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确立,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从审查批捕延伸到了捕后羁押,有利于防止长期羁押和不当羁押,切实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滥用的监督力度。

　　二、实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面临的困惑

　　(一)民众心理难以认同。“构罪即捕”、“捕押合一”是过去几十年刑事司法工作中一直延续下来的惯性做法,对普通民众来说,自从犯罪嫌疑人被抓起来的一刻起,心理上就倾向于认为犯罪嫌疑人是“犯事了”,有罪推定的观念仍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反之,如果没有被羁押而逍遥在外,那就是案结事了,人们还没有建立非羁押候审的观念。倘若逮捕后又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有的民众在不懂法、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于“逍遥法外的犯罪份子”在心理就难以接受,必定怀疑司法工作人员有不公正或徇私枉法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害人及其家属甚至会出现上访,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考核机制存有冲突。现有的逮捕质量考核体系仅对逮捕后的案件判处实刑予以正面评价,批捕后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被视为质量不高的案件,而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就是在继续羁押必要性丧失时,变更为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与审查逮捕部门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的冲突。另外,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继续羁押,而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当出现该被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或再犯罪的情况而不能够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时,虽未规定此时应当由该审查的检察官承担责任,但其必定面临重大压力。

　　(三)相关细节有待完善。新刑事诉讼规则虽然明确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主体、职能划分、启动情形、具体方式等,但对如何启动、申请主体、运作程序、司法救济等方面没有作进一步地规定。同时,刑诉规则规定由侦监、公诉、监所三个部门分散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这就出现了“共同管辖”的问题,容易产生相互推诿和扯皮情况,导致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不能落实到位。另外,羁押必要性审查面临如何融入目前执法办案工作机制的难题,如在捕后继续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很少主动将案件后续进展情况与侦监部门进行沟通,而侦监部门因人力有限难以对批捕案件进行捕后跟踪。

　　三、实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应考虑的因素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要与刑事和解制度相结合。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目的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也要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意愿与权益。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要重点考查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罪、是否赔偿被害人损失、是否取得被害人谅解,将案件当事人刑事和解作为有无羁押必要性的重要依据。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要与律师介入制度相结合。按照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在不影响侦查的前提下,辩护律师可以介入,将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以及其他没有羁押必要性的材料提交办案部门,赋予律师对有关犯罪嫌疑人有无羁押必要性证据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使得办案部门能够对犯罪嫌疑人有无羁押必要性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三)羁押必要性审查要与执法办案实际相结合。要遵循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和规律,根据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审查方式的客观情况恰当的规定审查的部门。在审查操作程序的规定上必须既要考虑侦查监督、审查起诉和监所检察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时必须考虑何种审查操作规范既能高效率的办理案件,又能客观公正的保护在押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做到理性、平和、公正、高效的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四)要注重法定羁押和酌定羁押相结合。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要注重保持国家利益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使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都得到兼顾。在实际工作中,要坚持法定羁押原则,对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明确规定需要羁押的要坚决羁押,对符合新刑诉法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二条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条件的,要坚决不予羁押。同时要坚持酌定羁押原则,对一些未成年、老年人犯罪;过失犯罪;亲戚之间、邻里之间、夫妻之间的激情犯罪等等,要慎用强制措施,能不逮捕的坚决不捕,确保案件顺利推进和当事人权利得到保障。

　　四、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细化措施

　　(一)实施量化评估。为了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更加规范,应当采取量化评估的方法。案件承办人设定一个有无羁押必要性的考核标准值,根据事先规定的标准,制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评估表》,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存在继续羁押的必要性进行量化分析,将计算出的考核分数与评估体系设定的考核标准值进行比对,进而判断被羁押人员有无羁押的必要性。

　　(二)制作规范文书。在没有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模板之前,要立足实际,根据办案需求,在借鉴正式文书的基础上,结合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的规定需要,制作比较规范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受理登记表》、《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呈批表》、《羁押必要性审查报告》、《建议函》等,提高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严谨性和公信力,推进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细化审查程序。对于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可以采取“承办人审查、部门负责人把关、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方式来进行。①由批准逮捕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向侦查机关了解捕后案件侦查中有无证据变化等情况,向本院监所部门的驻所监察室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捕后表现和身体状况。对于犯罪嫌疑人存在可能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情况时,由具体承办人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报告》,启动审查程序;②由部门负责人对办案人的报告和犯罪嫌疑人的综合材料进行审查;③对于审查后认为不适宜再继续羁押的案件报本院检察长决定。如遇意见分歧或者其他原因,还可提交本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④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监督部门用《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向公安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⑤如公安机关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于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院,本级检察院可将此情况报送上级检察院,由上级检察院与同级公安机关共同协调处理。

　　五、完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释法说理,消除民众疑虑。一方面,加强普法宣传,利用网络、报刊、电视、电台等媒体对修改后的刑诉法进行宣传,使广大民众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拥护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落实;另一方面,在犯罪嫌疑人入所时及时向其发放《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提醒书》,明确告知其享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及释放的权利,并详细告知申请的理由、需要的材料及相关的程序,使其知晓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以及怎样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司法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撤销或变更强制措施时,要加强对当事人及民众释法说理、答疑解惑,特别是要争取被害人一方的理解与支持,以防止被害人误解检察机关提出相关建议的初衷与目的,继而引起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不满,影响检察机关的执法权威与公正形象。

　　(二)改进考核机制,确立正确导向。要全面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应按照司法工作规律,科学确定业务考核的指标体系,改进考评方法,不人为控制不捕率、捕后变更率、不诉率,才能确立正确的执法导向,实现办案数量、质量、效果的有机统一。笔者建议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将审查部门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行为作为考核加分项,纳入各审查部门和承办人的业务考核中。

　　(三)建立联动机制,形成监督合力。一方面,要实行内部协调配合,尽管新《刑事诉讼法》和《规则》已经明确审查主体,但在实践操作中三个部门在行使羁押必要性审查权力之时应当相互协调、互相配合,建立内部一体化协调机制,定期进行沟通,遇有情况变化应当及时通知其他部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监督合力,使得该项制度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发挥。另一方面,要加强外部沟通交流,加大与侦查机关的协调力度,建立信息互通渠道,促进双方之间认识的一致,对存在分歧的意见及时沟通进行研究解决,避免因认识的不一致而妨碍审查机制的顺利进行。
中国政府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４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下称为“缔约方”），为了便利中国人民和孟加拉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两国间以及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
　　（一）“民航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方面指民航局长，或双方均指授权执行上述当局目前履行的职能的任何其他当局或机构；
　　（二）“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规定经指定和获准的空运企业；
　　（三）“航班”，指以飞机从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公共运输的任何定期航班；
　　（四）“国际航班”，指经过一个以上国家领土上空的航班；
　　（五）“空运企业”，指经营国际航班的任何航空运输企业；
　　（六）“非运输业务性降停”，指任何目的不在于上下旅客、行李、货物或邮件的降停；
　　（七）“运价”，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包括提供代理和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或条件。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应给予缔约另一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称为“规定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定期航班（以下称为“协议航班”）的权利。
　　二、在遵守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航空运输企业（以下称为“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时，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降停，上下前往或来自缔约一方领土和前往或来自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经停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的飞机，在取得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同意后，可沿该当局规定的航路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经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同意，应被允许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降停。
　　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飞行时，必须遵守缔约另一方关于航路和国境走廊的规定。
　　六、缔约一方应将其指定空运企业开始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的日期，至迟在开航之前六十天通知缔约另一方。
　　七、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规定航线上作加班或包机飞行，该缔约方民航当局应向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飞行。此项申请应在飞机起飞七十二小时以前提出。

　　第三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际局”，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孟加拉航空公司”，为各该方经营规定航线上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必须属于该缔约方。
　　三、缔约另一方接到上述指定后，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应立即给予被指定的空运企业以适当的经营许可。

　　第四条
　　一、在下列任一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撤销经营许可；或暂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第二、三和四款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国民的情况有疑义；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给予这些权利的缔约方的法律规章；
　　（三）如该空运企业没有在其他方面按照本协定的条件从事经营。
　　二、除非为了防止进一步违反上述法律规章而必须立即执行撤销、暂停或规定条件外，上述权利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能行使。

　　第五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方面应享有公正和合理的机会。
　　二、与经营协议航班有关的班次、机型、班期时刻以及相互业务代理和相互在本国领土内提供地面服务等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协议的班次，机型和班期时刻应经缔约双方各自民航当局批准。
　　三、在经营协议航班时，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其航段上所提供的航班。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以载运由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始发或以该领土为终点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为主要目的。对在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经停点上下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应在不违反上述主要目的的情况下适当载运。

　　第六条
　　一、协议航班上所采用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航班特点以及在相同或相等航线或航段上经营定期航班的其它空运企业的运价。
　　二、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运价，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至迟应在拟议实行之日六十天前，提交各自民航当局批准，在特殊情况下，经双方民航当局同意，这一期限可以缩短。
　　三、如指定空运企业对任何运价不能达成协议，或缔约一方民航当局对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间协议的任何运价不予批准，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应设法协议一项适当的运价。
　　四、在新运价实行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制定的运价仍应有效。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本国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航行、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协商确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和技术设施，应按照缔约另一方规定的合理的费率付费。此项费率不应高于其他国家空运企业通常所付的费率。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及其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等），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时，缔约另一方应免除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税捐。但除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此类物品不得卸下飞机，卸下部分并应交该海关当局监管。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加注或装上飞机供规定航线飞机所耗用的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应免除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维护和修理飞行规定航线的飞机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零备件、机上正常设备、燃料、油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等），亦应免除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税捐，上述物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并应交该海关当局监管，不得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转售或移作他用，并应按缔约另一方的规定缴纳保管费用。

　　第九条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运行的法令规章，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令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提供有关的法令规章资料。

　　第十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公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批准。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令规章。
　　二、缔约一方应保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并提供协助和便利，以及保护在其领土内经营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三、缔约一方应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的派遣人员豁免个人收入所得税。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为运输国际业务所得的收支余额，应被准予在互惠基础上，按缔约双方的外汇兑换规章，用自由兑换货币结汇。

　　第十二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有该缔约方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和文件：
　　（一）登记证；
　　（二）适航证；
　　（三）航行记录表；
　　（四）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五）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六）空勤组名单；
　　（七）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八）货物、邮件舱单；
　　（九）总申报单。
　　缔约一方的上述一、二、三、四、五项有效证件，缔约另一方应予承认。
　　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分别为本国公民。如缔约任一方想用其他国籍的机组成员飞行规定航线，须通过外交途径取得缔约另一方的同意。

　　第十三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遇险或失事时，缔约另一方应：
　　一、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二、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三、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
　　四、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五、调查事故情况；
　　六、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接近飞机，并作为观察员参加对事故的调查；
　　七、如调查中不再需要遇险或失事的飞机和其装载物，应予放行；
　　八、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发生分歧，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或缔约双方有关主管当局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协议，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五条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条款，可随时向缔约另一方提出协商，此项协商应在缔约另一方接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应经缔约双方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六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愿望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除非缔约一方提出撤销上述通知，并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本协定于一九八０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