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立太诉银行借款案看格式合同的司法审查


一、案件事实概要
2001年9月13日，周立太与某银行某市一支行订立借款合同，约定由该银行借款69万与周立太购买商品房，周立太以其所购房屋作抵押为借款担保。借款合同为银行预先制定的合同，该合同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周立太应办理抵押物在抵押期间的财产保险，并承担保险费，财产保险的第一受益人为该银行，且保险单证由银行代为保管。周立太在签订该合同前对此条款提出了异议，但银行未予接受。2001年9月19日，周立太依约自行缴纳保险费完成抵押房屋之保险，银行也如期提供借款。之后周立太以银行要求借款人办理保险属违反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为由，将该银行和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诉求法院判定该办理保险条款无效。
二、一、二审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立太对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所含之办理保险条款内容是明知的，其有权选择是否订立此借款合同，周立太选择与银行订立合同，表明双方对该条款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一致，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的内容亦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该借款合同及所含办理保险条款应属有效，遂作出驳回周立太诉讼请求的判决。周立太不服，上诉于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虽系格式合同，但周立太在签订前已知晓办理保险条款并提出异议，而后双方订立合同，系真实意思表示，周立太参加保险亦属自愿，且借款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同应属有效，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周立太的上诉。
三、周立太与银行之间订立的是格式合同
格式合同是随规模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当一个经营者要与无数个对象交易时，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经营者均将事先拟定的交易合同反复使用。格式合同本身并无好坏，只是在于人们怎么去利用它。格式合同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谓，如标准合同、附意合同、附合合同、加入合同、定型化契约等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表述为“格式合同”，《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针对具体条款表述为“格式条款”，从《合同法》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和相关法理看，格式合同可被解释为这样一种合同：未经协商，由一方预先拟定，在交易中反复使用，而另一方不能变更其内容，只能全部同意或不同意的一类合同。它的主要特点在于，该类合同的内容只由一方事先确定，另一方要么接受，要么走开，没有协商变更的余地。格式合同大量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可以说人们已经离不开格式合同，从衣食住行到其他方方面面都存在格式合同，如用水、用电、用气，上餐馆就餐、出门乘公共汽车等等，交易双方之间都是建立的格式合同这一法律关系。本案中银行和周立太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正属此类，银行根据自身需要，预先拟定借款合同，印制成册，在房屋抵押借款经营中反复使用，借款人在订立此合同时，要么签字订立合同，要么走开不能订立合同无法借到钱，周立太就曾对合同中办理保险条款提出异议，要求变更修改，但银行予以了拒绝，毫无协商的余地，作为借款人的周立太只有全部接受合同内容与银行订立格式借款合同。
四、格式合同的效力审查
我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更是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在缔约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可见合同一旦被确认有效，即产生强烈的约束力，非经法定主体依法定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当事人必须遵循合同去行为，否则要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这一规定同时也约束了法官不得轻易否定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法官在审理涉及合同纷争的案件时，首先就应查明合同的效力，判定了合同的效力才能明确依据什么来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于格式合同也是如此，判定合同效力是第一步，如果合同有效，就按照合同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如果无效，就按照法律规定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一）格式合同首先应符合一般合同的所有效力要件
依据《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和《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合同效力要件一般包括：一、缔约人应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二、缔约人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四、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这些是除涉及身份关系合同外一切合同均应符合的效力要件，若审查发现格式合同有上述效力要件的欠缺，则当然无效。就本案而言，上述要件中的第一、四两个要件完全具备，而对第二、三两个要件，笔者认为仍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二）对缔约人意思表示真实的审查
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定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但通过合同这种形式进行的民事行为却不一定是表达了主体的真实意志，即“合同的非即意思表示真实的”。
1、意思表示由内心意志和外部行为组成，二者表达的意思一致时，意思表示即真实
意思表示真实是指缔约人在自由的状态下作出与内心意志一致的行为表示，即行为真实地表达意志。意思表示由内心意志与外部行为两部分构组成，内心意志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人无法予以控制，因而意志总是自由的，而外部行为就不一样，它要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当行为表达的意思与意志所表达的意思一致时，意思表示就可以说是真实的，当行为表达的意思与意志所表达的意思不一致时，意思表达就不是真实的，例如某人想拥有一个质量较好的燃气热水器，向商家支付了相应货款购买热水器，此人的内心意志所包含的意思为获得一个质量较好的燃气热水器，他的付款之外部行为使他达到了目的，他的愿望在现实状态中得以满足，这就是此人意思表达的真实；反之，此人仍是想拥有一个质量较好的燃气热水器，但却在燃气公司以供气为条件的暗示下，以同等价款向指定商家购买了一个质量较差的热水器，他的内心意志所含意思未变，但外部行为却发生了变化，对象和标的变了，未能达到他的目的，不能让他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以满足，这就是意思表达的不真实。本案中，周立太与银行订立合同后，他们就具有了同样的外部缔约行为。合同是由银行事先制定的，且签订时未修改，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自然人、法人）来说，事先拟定的合同能被丝毫不差或以未损及实质的方式得以签订，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拟定此合同的人（自然人、法人）之内心意志与外部缔约行为所表达的意思肯定是一致的，因而意思表示也就是真实的，银行即是如此；而作为借款人的周立太，他未能对合同进行任何的修改，他只是把银行事先拟定的内容通过简单的签字行为作为了自己外部缔约行为的意思内容，虽然外部缔约行为所含的意思已经明确了，但他的内心意志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否与外部行为所表达的意思一致呢？难道只要周立太明知借款合同内容，且又具有不签字的权利，而他一旦签字就表明他的缔约意志与缔约行为意思一致了，其意思表示就是真实的了？笔者认为这仍需进一步审查。
2、审查意思表示真实的方法
外部行为表达的意思指向的是一种现实状态，即通过这一行为在客观上能达到什么目的，起到什么效果，而内心意志所包含的意思是指向的一种愿望、希望，即希望通过行为实现什么的一种想法。对于外部行为是比较容易查明的，可以通过合同书面内容或者履行的事实等予以查明，而作为主观想法的内心意志就不那么容易查明了，但查明它却是判定意思表示真实的关键。当法官在诉讼中查明了缔结格式合同的行为所含意思后，怎样才能探明内心意志呢？这就给法官出了一道难题，内心意志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查明它的难度，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几乎不可能被法官作为确定其内心意志内容的证据加以采信，除非是不利于自己的自认，从而使直接查明内心意志陷入了困境。从我国法律的规定看，是采用了排除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即只要没有影响意思表示真实的因素存在，就推定内心意志所含意思即与外部行为所含意思一致，意思表示即真实。把查明内心意志的问题用排除和推定加以了转化，把审查焦点引入到影响意思表示真实的因素之上，即看有没有影响的因素存在。从合同法涉及意思表示真实之因素的规定来看，包括：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此时合同当然无效；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和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此时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上述共计四种因素：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如有此四种因素出现，意思表示就有可能不真实。本案中，不曾有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四种因素存在，那么是否就可以说周立太的意思表示真实了呢？笔者认为不一定， 现实社会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并不是除了上述四种因素外就无别的因素可影响意思表示真实，应当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只是缘于法治要求和法律至上原则，当法律未有规定时不得超越法律而擅自将其他因素作为影响因素予以适用。
3、垄断是其他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笔者认为，在采用格式合同方式的交易中，一方如果处于垄断地位与相对方进行交易，那么相对方的意思表示就有可能不真实。因为处于垄断地位的交易方，它在交易中能够单纯依据自身的需要来确立合同的权利义务，而不用太多顾及对方的要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垄断经营主体的不自觉之首选，在不断进行和反复的交易中，垄断主体总是在保证交易能够继续、利益能够最大化的条件下力求加重对方义务，扩大自身权利。当相对方对垄断的产品发生需求时，他的选择非常有限，他要么答应垄断方的所有条件，满足自己的需求，要么走开，需求得不到满足。当他选择前者，答应垄断方的条件时，相对方只是在满足自身需要和“完全走开”之间做出的“不得已选择”。此时，虽然相对方仍是采用合同的方式承诺了垄断方的条件，从外部缔约行为上看是答应了垄断方的合同内容，但相对方的内心意志不能说是与垄断方一致的，他内心仍然是想与垄断方通过协商、讨价还价，然后在合同权利义务上各有所进、各有所退地订立合同，只是缘于经济力量的悬殊，而“不得已”为之，这样的缔约绝不是相对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垄断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大量存在，如最为平常且又必须的水、电、气经营，在城镇居住的人谁敢说，自己不用自来水公司的水，而自己到河里、井里挑水喝，谁敢在垄断方以供水为条件的情形下与之讨价还价，简直是不可想像。只有当垄断方的“苛刻”条件威胁到相对方的更为重要的需求时，相对方才会放弃垄断方提供的需求，比如一户年收入仅几百元的农户，电对他们的生活是很重要，但电价被某些部门和个人层层加码，一度电要支付几元甚至十几元时，用电的开支将威胁到他们的衣食需求，衣食总比用电重要，他们只好放弃。在他们能够勉强承受电价时，他们与垄断方订立的合同是表达了真实意思吗？肯定不是。
如果在今后垄断能被法律或行政法规肯定为影响意思表示的因素之一，那么应由谁来确认垄断呢？是否是现在任何一级法院的任何一名法官均可予以确认呢？确认垄断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没有一个科学的判定主体、判定程序及标准，对垄断的判定就容易失之偏颇，达不到规制的目的。笔者认为，行使司法审判权只有一名（独任审判方式）或几名法官（合议审判方式），从他们具有的相关经济知识以及时间精力等方面看都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定。在此可仿效国外的某些做法，在国务院内设立专门机构，承担判定垄断和对非法垄断（有些垄断是合法的，如凭借专利）予以处罚的职责，当法院在案件中需对垄断予以判定时就交由该机构予以判定，对只涉及地区的垄断，可由该机构在地区设立派出机构予以判定。
针对本案，笔者认为银行有垄断之嫌。但若付诸司法实践，仍需按上述程序进行判定，不可擅定。银行与周立太之间交易的是一种“抵押借款服务金融产品”，但这一产品是非常特定化的，它依赖于开发商出售的房屋而进行交易。每一套被出售的房屋可以由买方决定是否另行购买这样一个附着在其上的“金融产品”，即是否采用抵押借款方式购买房屋。若采用此方式，购买方实际就购买了两样商品：房屋和“抵押借款服务金融产品”，他需要承担房款和借款利息、保险金等等作为对价。目前，开发商一般就一个出让地块只与一个银行联系为购买方提供借款，该银行就自然垄断了该地块上房屋的“抵押借款服务金融产品”的销售，这家银行就成了唯一的销售者，若购买方需要借款就别无他选，有且只有这家银行出售该商品。另外，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造成单套房屋在绝大多情况下无法互相替代，房屋不同于电视机、电冰箱等商品，不同生产者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不买此产品可买彼产品，购买方可通过选择其它商品使需求得到完全满足。而房屋就不同了，不同地块的房屋，座落不一样，价值、结构、功用、朝向、采光等也不一样，再加上设计不同、销售和物管服务不同等因素，它们之间无法完全一致，因而也就不能要求借款人为了去选择其他银行，放弃自己想选择的房屋而去购买其它地块上的房屋。这里有些象美国微软公司垄断案中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软件与浏览器（explorer）软件一并销售的情形，你不能要求用户为了选择其它公司的浏览器而放弃想使用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或者你要使用视窗操作系统软件就必须将微软公司的浏览器软件一起买下，这种要求对用户是不合理的。
（三）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审查
对格式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审查，可从三方面去审查，一为对一般合同均适用的强制性规定；二为专门适用于格式合同的强制性规定；三为调整合同所涉及的特别法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从本案的案情看，针对格式合同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和涉及本案保险问题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对是否违反合同法公平条款的审查
我国合同法直接明确规范格式合同的条款只有三条（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一条），此三条是对格式合同的概括性规定，其中涉及本案适用的主要是第三十九条，该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该条属强制性规定，格式合同应予遵循。本案中，银行提供之借款格式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公平成为了审查的焦点。
①公平问题是直接适用原则的问题，原则不应当被擅用
笔者认为，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对“公平”的表述实为合同法第五条“公平原则”的直接表述，在整个合同法中，除第五十四条（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该合同予以变更或者撤销，此条也是公平原则的直接表述）提及公平外，未有其他条款对公平予以进一步具体明确和细化，法官适用起来甚为空洞与抽象。公平在法律中的径直表述，表现为一种没有行为要件和行为效果的概括方式，是原则性的规定。原则作为一部法的精神性规定能起到统领作用，同时，也给法官留出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能使法律在法官笔下口下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法的滞后性问题。但也应注意，原则是不应当被擅用的，因为它太为抽象、概括，它的内涵甚为模糊，不加约束随意解释将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大，最终使司法失之偏颇。特别是在法官素质不高、司法独立不够时，原则将会成为某些法官或某些能控制法官之人以法谋私的突破口，特别是在交易活动中，若轻易判定为不公平，将损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公权也就披着法的外衣替代了私权的行使，在我国目前的体制环境下这样做的危害将非常大。
②对本案中格式合同是否违反公平规定的审查
对公平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学理界也有许多种说法，这与解释主体（学者、法官等等）自身因素和被评价是否公平的事实所涉因素相关，这些因素将导致对公平的评价各不相同。例如解释主体的阅历、其所处环境不同、所在时间，被评价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等，如一件衣服，它的交易价格是否公平要受很多因素影响，衣服的设计、材质、供求关系、经历（被某位名人拥有过）等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它的价格，这样就很难做出一个明确的评价。本案中，周立太与银行的交易是否公平不好轻易判定，银行推出了金融产品——“借款”，交易相对人——借款人须承担的对价包括：支付利息、如期归还本金、提供房屋抵押、加入保险、承担保险金等等。其中，加入保险、承担保险金是否成为借款人的义务，或者说既使加入保险，保险金由谁来承担，才算公平，这不好认定，这要交由法官去直接确定，难度很大。犹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多数商品由国家定价，是否公平呢？实践证明这种作法是失败的，只有让市场去确定，让资源配置原则去发挥作用，这样产生的价格才较为公平，但这有个前提，就是市场必须是有效竞争的市场。笔者认为，在案件中判定是否公平，可依照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立法文件的精神去处理，或者参照最高法院或高级法院的个案判例内容去判定。就本案而言，若能如前述确认有垄断存在，在以垄断为前提下，可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进行自由裁量判定违反公平规定。
2、对是否违反保险法的审查
本案中周立太与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中涉及保险的条款并不多，其中合同对设定银行为“第一受益人”的约定，笔者认为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嫌。
受益人这一概念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是否存在，学理界各有说法，但若法律已有规定就必须遵从法律。《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保险法对“受益人”这一法律概念予以了明确立法解释，把受益人的外延限定在人身保险合同之中，即只有人身保险合同中才存在受益人这一概念。可见财产保险合同中是不存在受益人这一概念的，更不可能存在第一受益人这一概念，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使用受益人是银行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大“发明”。另《保险法》第二章第二节“财产保险合同”条款中亦未有受益人的表述，而对涉及财产保险的一切求偿权，保险法规定尽归于被保险人，此亦为财产保险中无受益人概念的一反证；再者，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规章——《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也未规定能将银行设为第一受益人，只是要求借款人参加保险。这些都足以说明受益人只得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出现，而不能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使用。对此有的人提出，合同法所称违反强制性规定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以“不、不得”等否定形式表述的禁止性条款或明确表述为“应当、应、必须”的命令性条款，只有如此才算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如保险法上述表述的条款不算作强制性规定。但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太过狭窄和机械。这里涉及到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予以理解解释的问题。强制从文义上讲是指强迫、迫使，指一种非属自身意愿的状况，从立法意图看，强制与任意相对，凡为法律所确定的，又非可自由选择的，皆为强制。即法律确定了行为人的行为模式，行为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把强制限定在表述为“应、应当、不、不得”的条款中就过于狭窄了，法律中要表现“应当”，并非一定要出现“应当”的字样，汉语言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结合条文的需要表达强制本意。如劳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此中就无此等字样，但却表达了女职工产假应当大于或等于九十天的强制意图。又如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若按上述的机械观点，是不是只要法律未在其后加上“其他人不得作为监护人”的字样，就可以认为此条非强制性规定，在父或母仍具监护能力的情形下，公民可以随意将其他人设定为监护人呢？显然不能。保险法中虽并未有“财产保险不得设定受益人”或与之意思相同的字样，但这不能说保险法就此就无强制性规定，保险法是从正面对受益人的适用问题予以了强制性规定，即财产保险中不得有“受益人”出现，当然也无“第一受益人”出现。因而，法官在审查此借款合同时，应判定此设定银行为第一受益人之约定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五、格式合同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关系
本案中作为被告方的银行自持有一大优势“规章”——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该规章第二十五条规定：“以房产作为抵押的，借款人需在合同签订前办理房屋保险或委托贷款人代办有关保险手续。抵押期内，保险单由贷款人保管。”银行认为自己是依照规章行为，要求借款人办理保险，是把规章的内容作为自己制定的格式合同内容，依行政法行为应无可厚非。在实际生活中的许多格式合同都不同程度地援引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的部分条款，把它们作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针对这些内容在司法中应如何判定，下面笔者简要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1、以法律、行政法规作为格式合同内容，应当然确认有效
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合同内容必须遵循其强制性规定，即强制性必须成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若当事人选择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司法中也无须审查，直接判定有效。
2、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作为格式合同内容，法院无权审查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没有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纳入其中，也就表明合同既使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也同样有效，只是存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可能，但民事上仍有效力。这是违反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若不是违反而是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内容纳入到合同中去，法院是否应对此内容予以审查呢？能否判定无效呢？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笔者认为此“法律”非仅指全国人大所立之法，是一广义的概念。依立法法第二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另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从此二法条可知，地方性法规也属法律范畴，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遵循，不得进行审查予以否定。把地方性法规作为合同内容可免于司法审查，无判定无效之风险。对于规章，立法法表述为：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其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未确立它的法律地位。法院的司法权来源于宪法的确立和法律的具体规定，司法权也是一种国家职权，它也是有权限边界的，它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有权介入审查。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才有权审查地方性法规，而规章只有国务院才有权予以审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了法院有权对规章予以审查。在个案当中，如果将与规章规定相同的合同内容判定为无效，这实质与在诉讼中审查规章（抽象法律文件）没有差异，如出一辙。即在事实上行使了对规章的“司法审查权”（此权法律并未赋予）。有的学者提出，对规章予以司法审查，并可予以否定，是缘于目前我国规章的制定状况堪忧，我国的规章太多，太乱，并且部门立法情形严重，如本案涉及之规章（《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系中国人民银行所制，它要求借款人加入保险方可借款，即表明保险费由借款人承担，此条款系为了维护借款安全所设，但为了维护借款安全，就必须要由借款人承担保险费吗？银行可否承担呢？银行在享有抵押的情形下赚取丰厚的利息，有经营就可能有风险，让它承担保险费，不也一样可保证借款安全吗？前些年，中国电信政企合一，在赚取巨额利润时，还以发展电信事业为由收取各种不合理资费，这些都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合理。但不是有不合理之处必然就该由法院解决，如执行难问题，并非法院一家所能改变的。一方面，法院应遵从法治的原则，不可越法而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国家职权有分工，应由法定的分工主体去审查，应加强国务院对规章的审查及人大对规章制定的监督，而不是把法院作为一只大口袋，出了什么问题都装进去，该由其他机构解决的，还应由其他机构去解决。日前，国务院为顺应入世需要，制定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规章的问题予以规范，其中设置了草案公布和听证程序，如照此制定规章，设想能对“立一家之法”予以有效规制。
综上所述，就目前我国立法现状和法院的权限而言，只应对周立太与银行订立的借款合同中“第一受益人”约定判定无效，其它权利义务仍应如约定予以确认。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 谢侃）
xkpj@163.net

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

（2009年12月15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0年3月26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规划的制定与修改

　　第三章 规划的实施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乡规划管理，统筹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市城乡规划包括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本条例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镇总体规划和乡、村庄规划以及依法制定的其他规划确定应当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第三条 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先规划后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优先的原则，综合考虑人口、资源因素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保护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突出地方特色，符合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的要求，维护公共利益。

　　第四条 城乡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滇池保护规划相衔接，协调各类专项规划，并符合上一层级的城乡规划要求，对城乡空间环境统一规划。

　　城乡规划的制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标准、规范；没有标准和规范的，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条 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第六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昆明中心城区规划管理工作，监督、指导各县（市、区）的城乡规划工作。中心城区的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规划执法部门负责查处违反城乡规划的建设活动。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中心城区内设立派出机构，履行规定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

　　县（市）、东川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并接受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镇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的组织编制、实施、监督和查处工作。乡、镇城乡规划管理机构受上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所属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第七条 城乡规划委员会对城乡规划重大事项进行审议。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乡规划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其经费预算不低于上年同级地方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三。

　　第九条 市、县（市）、东川区及乡、镇人民政府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的情况，应当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十条 建立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数据库，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合理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创新管理模式，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提高规划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的水平和效能。

　　

　　第二章

　　规划的制定与修改

　　

　　第十一条 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国务院审批。

　　县级市城市总体规划由县级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昆明市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二条 县、东川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由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昆明城市规划区内镇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其他镇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产业园区规划由各产业园区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昆明滇池旅游度假区的产业园区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其他省级以上和昆明城市规划区内的产业园区规划，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产业园区规划经所在地县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四条 行业专项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镇的总体规划，由相应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昆明中心城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该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昆明市人民政府备案。

　　昆明城市规划区内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昆明城市规划区外的县、东川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县、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备案。

　　其他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组织编制城镇重要地段和地块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也可以要求建设单位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十七条 乡规划、村庄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昆明城市规划区内的乡规划、村庄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村庄规划在上报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城市规划和镇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村庄不再单独编制村庄规划。

　　第十八条 城乡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对城乡规划的修改意见。

　　第十九条 修改城乡规划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听证，广泛征求公众、专家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城乡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后，按照原审批程序进行报批。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城市、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总体规划修改，城市、镇用地布局和功能发生变化的；

　　（二）因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项目需要修改的；

　　（三）经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情况评估、论证确需修改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规划的实施

　　

　　第二十一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技术经济指标根据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确定。

　　第二十二条 规划区内的各项建设实行规划许可制度。未取得规划许可的，不得进行建设。

　　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应当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在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的，还应当依次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次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乡规划区、村庄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规划许可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符合城乡规划的，核发相关许可证件；不符合城乡规划的，不得核发相关许可证件，但应当书面答复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二年，其他规划许可证件的有效期为一年。需要延期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以延续一次，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规划许可，应当提交有关材料，并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

　　第二十五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第二十六条 对符合城乡规划的建设项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乡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确定拟选址位置、用地面积和规划要求，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许可期限内，获得有关部门对建设项目的批准或者核准后，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经批准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定建设项目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和规划条件，向建设单位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前，出让方应当持拟出让地块、地下空间的现状地形图、实地勘测界线图和地下管线资料等，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征询规划条件。

　　第二十九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拟出让地块的使用性质、允许建设的范围、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退让以及应当配建的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

　　取得规划条件一年内未进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应当在出让前办理延期或者重新提供规划条件；未办理延期或者重新提供规划条件的，原规划条件无效。

　　第三十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其他相关手续时，不得擅自变更规划条件。未纳入规划条件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无效。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出让合同签订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出让合同，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效期内取得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用地批准文件或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逾期未取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无效。

　　第三十三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土地使用证明文件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需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项目，还应当提供修建性详细规划。对符合条件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总平面图，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后，符合规划要求的，应当在批准前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日。

　　建设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批准的总平面图，在施工现场和媒体上公布。

　　第三十五条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市）、东川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昆明中心城区范围内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农村村民进行住宅建设的，应当持建筑方案和村民委员会的书面意见，向乡、镇城乡规划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由乡、镇城乡规划管理机构按照乡、村庄规划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城市、镇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村住宅建设、乡镇企业建设、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因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等建设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应当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对符合条件的，核发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批准临时建设用地规划手续：

　　（一）侵占城镇规划控制线的；

　　（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危害公共安全的；

　　（三）在近期按照规划建设的区域、地段内进行建设的；

　　（四）其他法律、法规禁止的。

　　第三十七条 需要建设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临时市政管线工程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对符合条件的，应当核发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批准使用期限不得超过二年。临时建筑物层数不得超过二层，高度不得超过六米，并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因城镇建设需要拆除或者使用期限届满的，建设单位应当无条件自行拆除，清场退地。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变更规划许可和规划条件：

　　（一）因城乡规划修改造成地块建设条件变化的；

　　（二）因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造成地块范围和建设条件发生变化的；

　　（三）因文物保护或者地质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建设中确需调整的；

　　（四）因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变化，确需调整的。

　　第四十条 规划许可和规划条件变更，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办理。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涉及总平面图修改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对规划许可变更存在较大分歧意见的，应当采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因变更规划许可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规划条件变更涉及改变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后，方可变更规划条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应当将变更后的规划条件纳入出让合同。

　　第四十一条 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应当与市政管线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电力、通信、广电等管线的敷设应当服从规划管理。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编制应当符合规划条件和国家、省、市有关标准、规范、规定，其技术经济指标、设计文件、图纸应当真实、准确、一致。

　　第四十三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对建设工程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进行审查，经审查不一致的，建设主管部门不予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房屋产权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工程基础验核意见，核发房屋预售许可证。不得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进行预售许可。

　　第四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在对建设工程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清理施工场地、拆除临时设施，申请规划核实。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实后，出具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

　　未经规划核实或者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或者规划许可要求的，有关部门不予竣工验收备案和房屋所有权登记。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规划执法部门应当主动接受人大、政协、行政监察机关、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第四十七条 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对本市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情况。

　　县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落实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的规划督查意见和决定，并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进行监督检查。

　　其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城市、镇规划区内经批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聘请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跟踪测量，确保建设工程按照规划许可要求进行建设。

　　承担建设工程跟踪测量的测绘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范和规定进行跟踪测量，并提供测量成果。

　　第四十九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跟踪测量成果和其他相关材料，不得妨碍和阻挠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五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村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建设行为，应当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

　　第五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对辖区内的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向规划执法部门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报告。规划执法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有权检举和控告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和回复，公开处理结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一）应当编制城乡规划而未按规定编制的；

　　（二）擅自下放城乡规划编制、审批、修改权限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编制、审批、修改城乡规划的；

　　（三）委托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修改城乡规划的。

　　第五十四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管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一）违反规定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三）未按规定公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或者修建性详细规划、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

　　（四）未按规定程序变更规划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附件的；

　　（五）未按规定对建设工程的建设进行跟踪监督检查的；

　　（六）未依据规划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附件，对建设工程予以规划核实的。

　　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权责令撤销或者直接撤销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违法作出的规划许可，因撤销规划许可造成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由原许可部门依法给予赔偿。

　　第五十五条 规划执法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一）对违法建设行为不及时查处或者查处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对发现的违法建设工程，应当拆除但未依法在规定时限内作出限期拆除决定的；

　　（三）对不能拆除的违法建设工程未依法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的；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巡查、检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建设行为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以欺瞒等手段违法取得规划许可或者规划核实意见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予以撤销。

　　第五十七条 规划设计、勘测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规划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分别处以合同约定的城乡规划编制费、建设工程设计和测量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一）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编制工作或者建设工程测量工作的；

　　（二）违反国家、省、市有关标准、规范、规定编制城乡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进行建设工程测量的；

　　（三）隐瞒真实情况，采取修改地形图和标注虚假尺寸等手段编制城乡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和进行建设工程测量的；

　　（四）提供虚假城乡规划编制成果、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建设工程测量成果的；

　　（五）违反规划条件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

　　（六）设计图纸内容与标明的技术经济指标不符的。

　　上列行为情节严重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建议原发证机关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其资质证书；在原发证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终止在本市的执业活动；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聘请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跟踪测量或者未在施工现场公布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予规划核实，并由规划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规定进行违法建设的，由规划执法部门责令停止违法建设，限期改正，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建设单位未按规划要求进行改正，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竣工的建设工程不予规划核实，并对违法建设单位的其他建设工程暂停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六十条 建设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规划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一）侵占城乡道路、规划道路用地、城乡公共空间、城市绿地，以及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

　　（二）侵占电信、电力、煤气、供（排）水等管线用地和安全保护用地的；

　　（三）侵占消防、救护、人防工程等紧急通道的；

　　（四）侵占单位、居民小区等通道、出入口的；

　　（五）侵占水库、湖泊、河道、水源保护地和机场、军事安全控制区、国家储备库、危险品仓库等用地的；

　　（六）阻碍无线电微波通道，有碍永久性测量标识，有碍国家安全和国防设施的；

　　（七）侵占风景名胜区、历史文物保护区、历史建筑保护区用地的；

　　（八）不符合国家、省、市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的；

　　（九）其他影响城乡规划实施的。

　　第六十一条 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情形之外的违法建设工程，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由规划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的居住建设项目，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要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绿地等，按本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不可改正的，建设单位在对利害关系人进行补偿，取得利害关系人同意，并按规定缴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绿地等异地建设费后，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方可出具符合规划的核实意见。

　　第六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规划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并处临时建设工程造价一倍的罚款：

　　（一）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

　　（二）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三）擅自改变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使用性质的；

　　（四）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第六十四条 规划执法部门下达停止建设或者限期拆除的决定后，当事人拒不执行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

　　第六十五条 在行政处罚、处理决定未执行前，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可以暂停作出相关规划许可或者撤销已作出的规划许可。

　　第六十六条 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0年5月1 日起施行。1998年3月1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98年5月29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昆明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