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提出刑事责任能力意见是惯例

我国1989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一项规定，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有确定被鉴定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是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

那么，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是否应提出被鉴定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尽管多数的观点认可鉴定结论应该提出鉴定人是否存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且通行惯例是刑事责任能力的意见由精神病医学专家单独作出的。但质疑的观点认为，司法精神病医学鉴定属于医学鉴定，而不是法学鉴定，法学鉴定应当由司法人员进行，鉴定人的工作只是说明行为人是否是精神病人，至于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则是司法人员的事情。

二、对现行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几点质疑

1.突破刑事诉讼立法范畴之嫌。1989年《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与刑事诉讼法关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不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强调鉴定的范围是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对鉴定人的要求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换言之，鉴定不能就法律性问题作出评价，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显然属于法律问题，应当由司法机关来认定。精神医学专家只能以其专门知识对刑事责任能力判断中涉及的医学问题作出评定，如果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直接判断，就超出了证明事实的范围。此其一；其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刑诉法在此处仅指“医学鉴定”而不是“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应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医学鉴定则仅限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包括刑事责任能力的内容。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刑事责任能力是不属于医学鉴定的评价范围。而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效力等级都低于刑事诉讼法。

2.违背刑事责任能力混合评定标准的初衷。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可见，我国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采用的是混合评定标准。医学判断由精神病医学专家鉴定，需要由其得出是否具有精神病以及精神病种类与程度轻重的结论。而法学判断显然只能由具有法学专业知识的司法人员在此医学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易言之，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先后两个层次、不同性质的判断，应由不同的主体独立进行的。然现行医学判断和法学判断均由医师在同一程序中完成，有无责任能力的结论是由医师而不是司法人员作出。司法人员所能做的仅仅是接受或者不接受医师对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而无需也不应另行进行法学判断。如赵某故意杀人案，司法机关共委托鉴定机关对赵某作了三次司法精神病鉴定，而司法机关最终只能在三次鉴定结论中选择采纳。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混合标准的初衷。

3.有悖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本质属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规定及实践中的惯例，违背了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证据所应具有的客观属性。鉴定结论应该是鉴定人对被委托鉴定的内容进行客观而真实的描述。但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不仅仅是依据犯罪时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而且还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犯罪目的、行为前后的言行等因素，如吴某故意杀人案中，其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有此表述：鉴于吴某在疾病发生前有漫长的原因自由行为过程，存在有意放任自己行为的动机，最后才导致精神障碍发作，因此，吴某所辨认和控制能力受到损害性质与一般重性精神病发病的不由自主的性质不同，仍应评定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显然，该表述更像是法律意义上的评价，带有浓厚的主观判断色彩，有越俎代庖之嫌。而这样的鉴定结论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客观描述，其客观性已丧失，与证据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不相符，不可作为证据使用。

4.支撑通行惯例的理由有自相矛盾之处。持惯例观点者认为，如果不允许司法精神病鉴定书提出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状况的意见，那这种鉴定书就无异于临床精神病学诊断书，而很难说它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同时，鉴于司法人员不可能精通精神病学知识的情况，这样的鉴定书也会给司法人员对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正确判定带来很大困难，从而影响司法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当然，在我国，鉴定书的这种结论仅是提供给司法机关参考的意见，法官无须直接采用或无条件接受。该理由，一方面要求在鉴定结论书中对责任能力提出意见；另一方面又认为该种鉴定结论不具有其作为证据所应具有的价值，仅是参考。该观点互相矛盾，仅是为支持其结论成立所做的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解。

5.司法人员难以承担责任能力评定失误之责。精神疾病的复杂，司法人员不愿也不能对此作出判断，怕承担责任。根源在于，实践中涉及精神病的问题极为复杂微妙，确实也因涉及的问题过于专业，使得司法人员也不愿意独立地作出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判断，而这样的制度安排正好成为司法人员逃避判断的理由，使得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为精神医学专家所垄断。

三、重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思考

综上所述，司法鉴定机关不应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大小提出意见。对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机制的设置可作如下思考：

首先，必须明确司法人员负有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的主体地位。改革《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所规定的鉴定体制，鉴定结论中不应包含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相比精神病医学专家，除所鉴定出的精神疾病的种类、程度之外，司法人员更熟悉犯罪动机、犯罪的过程、犯罪前后行为人的言行举止等案件综合情况，有助其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做出一个独立的有关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判断。在日本，越来越重视心理学要素的倾向，即便医学鉴定认为行为人由于精神分裂症而处于心神丧失状态，但法官认为其具有可以了解的动机，而且在行为时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场合，就不能认定为心神丧失。在德国同样也认为对责任能力的判定属于法律问题，由法官负责。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4条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关于被告人精神状态或境况的专家证人证词，不能对该被告是否具有属于被指控的犯罪构成要素或相关辩护要素的精神状态或境况表态，此类最终争议应由事实裁判者独立决定。显然，国外的立法和实务的观点更加清晰地说明了法官独立判断的重要性。

其次，充分重视精神病医学鉴定专家的作用。当司法人员在进行责任能力判断时，必须要有精神病医师进行医学诊断后对行为人在案发时精神状态的详细分析和阐述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精神病及其程度的结论，不应在没有相关结论的背景下或者完全无视其结论而径直地、盲目地进行有无责任能力的法律判断。毕竟，鉴定人在有关专业领域相对于普通人甚至司法人员占有专业知识上的优势地位，而使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最后，可要求鉴定人单独作出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作为参考。考虑到司法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为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司法机关可以允许甚至要求鉴定人员在鉴定结论之外单独发表有关责任能力的意见，以供司法人员在对刑事责任能力进行评定时参考，从而进一步保障责任能力评定的准确性。广东深圳的鉴定机构在司法鉴定结论中，已开始尝试不评价刑事责任能力，仅是出具关于精神疾病的判断结论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判参考意见。与此同时，司法人员也必须更多地了解、掌握精神疾病方面的知识，避免盲目地跟从上述意见。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健全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的几点思考

　　　　福建省大田县委政法委　林书设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显现，仅去年以来，我县农村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1926起。这些矛盾纠纷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建设一个科学的农村矛盾纠纷处置机制，着力化解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维护农村社会安定稳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县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的现状
　　（一）工作机制状况。现行的人民调解组织是在法院指导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与指导下进行工作的自治性组织，主要是调解公民之间有关人身和财产权益方面的争执。当前我县的调解组织在各级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管理与指导下开展工作，一是调解组织参与调处方面，全县普通民间纠纷由专门的基层调解组织分级进行调解，具体有乡、村、组和十户调解员的调解机构和人员，即对简易纠纷能直接调处的，由组和十户调解员调处，对较大的纠纷由村调委会调处，对于村一级无法调处的疑难纠纷则交由乡一级调委员调处。二是调解制度方面，全县各级调委会普遍建立了调委会及调解员调解责任、纠纷登记、廉洁自律、调委会学习与工作例会等项制度。
　　（二）保障机制状况。全县乡镇调委会均设有专门的调解室，工作经费基本能得到保障，村级调解会基本达到有办公室、有牌子、有印章、有工作经费，大多数村调解员能获得每月20—50元的调解误工补贴或工资。
　　（三）队伍状况。全县各乡镇、村、部分大中型企业已普遍建立调委会，每个调委会均配有主任和调解员，人员一般为兼职兼任，大中型村中还相应建立了村、组和十户调解员的调解网络，一般构成为，在行政村建立调委会，配备主任和副主任及调解员，在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建立调解小组，配备小组长和调解员，在小组中每10户配备一名调解员或信息员。基本形成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调解网络。企业调委会组成人员一般由企业工会人员或治安员兼任。
　　（四）当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的薄弱环节。一是有的乡镇调委会办公条件简陋，大多数乡镇调委会没有交通通讯工具，同时约有30%的村（居）调解组织不够健全，有的调委会还没有办公室或调解室、没有牌子，村、组、十户调解员网络建设也还不够健全，有的村没有建立调解小组或十户调解员。二是保障不足，根据县两办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期规范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县、乡（镇）两级要把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及时落实到位。由于 我县地处山区，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许多基层调委会的调解工作经费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仅18个乡镇中就有40%的乡镇未能全部落实人民调解工作专项经费，由于经费无法落实，许多调解组织无法支付调解员误工补贴（或工资）及一些办公等费用，难以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运作不够规范。许多调委会调解员在调处矛盾纠纷过程中，存在调解程序和调解文书的制作上不够规范的现象。有的重实体、重实际问题，轻程序。有的甚至没有制作调解材料。四是一次调解成功率不高，反悔多，重复工作多。
　　二、当前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设的建议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在具体方法上，笔者建议要把住以下六个方面：
　　（一）健全责任机制。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都不是简单、孤立的，是与我们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紧密关联的。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要紧紧抓住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个根本，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宗旨意识，处理问题、开展工作切实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正确对待群众、坚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紧紧围绕稳定大局，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执行、落实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两个责任制”，解决好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注意掌握社情民情，认真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群体性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在调解过程中，要坚持属地管理的原则，强化矛盾纠纷发生地的责任，并相应明确各单位“一把手”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乡（镇）调委会对全乡（镇）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负责，村（居）、企业调委会对本村、本单位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负责，同时建立乡（镇）、村及政法各部门责任制度，完善调委会主任、副主任及调解人员的责任制度，对作风扎实、能力出众、成绩显著的给予通报表扬和奖励，对责任心差，作风浮夸、应付了事的及时撤换。
　　（二）健全联动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矛盾纠纷的法定组织，依法设立在村（居）委会和企、事业单位，这是我国《宪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的。因此，要在全县村（居）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建立调解委员会，同时在村民小组成立调解小组，每10户村民推举一名村民任调解员或信息员，为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可在县一级成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小组或人民调解工作协调小组，在乡（镇）一级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县、乡（镇）直机关、企业单位也相应建立调委员会，同时在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县与乡、乡与村之间，建立上下贯通、纵横交织的调解联动网络。特别是在乡镇一级可确定土地、林业、民政、计生、妇联、团委、老龄委等部门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动单位，这样当发生比如土地、林权等等纠纷时，由国土、林业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纠纷。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网络管理与协调，积极促进各调解组织规范运作。
　　（三）健全层级管理机制。即由乡镇调委会负责调处乡镇重大疑难和村调委会久拖不决的纠纷，村调委会负责调处本村较大的纠纷，调解小组负责调处本小组内的一般性纠纷，十户调解员或信息员提供信息，并调处简易纠纷，从而形成全方位的点、线、面三级防范调解机制。
　　（四）健全运作机制。一是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我县建设镇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实行每月组织村调委会主任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例会的内容为对各村前一个月的治安状况、纠纷调处、法制宣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情况进行总结，对近期各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进行分析排查，研究重大疑难或跨村纠纷案件的调处方案以及对村调委会、治保会主任进行培训，同时布置下个月的有关工作。这项工作制度自建立以来，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建设镇的做法，在全县各乡镇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促进矛盾纠纷的更有效调处。二是建立预防机制。坚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建立信息、排查、回访等预防机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工作中，各级调解组织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特点和规律，积极预测，超前防范，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预防与化解纠纷相结合，同时，可以开展联片调解，即组织法院法官和人民调解员在群众家门口现场办案，依法调解，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发挥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起到预防作用。三是实行包案调处机制，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和调解员身上，做到“四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四是建立报告制度，各级调解组织要将本部门本单位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纠纷特点、动向和规律每月向上一级调解组织报告一次，把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主动权。
　　（五）健全保障机制。一是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各级调解组织要配备办公室或调解室，做到“六有”，即有办公室或调解室、有牌子、有印章、有调解工作基础台帐，有调解例会和调解记录，有纠纷登记薄。各级各部门要确实重视这项工作，对于调解员要给予相应的工资或误工补贴，这样才能调动调解员的积极性。二是抓好基层调解员的培训。由于人民调解员来自村（居）民委员会成员 或选举产生的群众或来自企事业的干部。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法律素质不高，因此，搞好调解员的培训，做好调解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法院肩负管理或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必须抓好这项工作，可以采取集中培训、分级培训、重点培训、个别培训的方式进行，提高调解员的素质。三是抓好经费保障。要不断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保障机制，抓好“中办、国办联合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省市委、政府把“进一步加强新时期规范化调委会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各项工作的落实，建议通过立法，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经费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同时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承担本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奖励经费。此外，还可以发动社会力量，倡导社会各界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捐资，也可以设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基金等，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六)健全组织领导机制。把基层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建设好。一是适应农业和农村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来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才能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加强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县委把基层党委管好，基层党委把支部管好，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三是进一步健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协调好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是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抓好基层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要尽量及时公开，特别要提高群众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加强供销、财务等监督；落实好土地调整、征地、拆迁、各种补偿以及财务公开的要求，真正做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五是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做群众工作是基层干部的基本功和主要工作内容，认真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广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及时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处理复杂局面下各种难点热点问题的能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职务的本质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的意识，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促进思想作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