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摩洛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３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司法部部长肖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６日在拉巴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
　　　　　　　　　　　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合作，决定缔结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保护
　　一、缔约一方的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享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司法保护，有权在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在缔约另一方法院进行诉讼或向其他主管机关提出请求。
　　二、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缔约另一方国民，不得因其是外国人或者在缔约一方境内没有住所或居所而令其提供诉讼费用保证金。

　　第二条　司法救助
　　一、缔约一方国民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可以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条件下和范围内申请司法救助或减免诉讼费用。
　　二、为证实有必要给予司法救助所需的有关个人、家庭和财产的证明应由提出请求的公民的住所或居所所在的缔约一方的主管机关出具。
　　三、如果当事人不居住在缔约任何一方，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一方的外交或领事机关可以出具证明，也可以证明接受该人的国家的主管机关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
　　四、须对司法救助请求作出决定的司法机关可以要求出具证明的机关提供补充情况。

　　第三条　法人
　　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亦适用于设立在缔约任何一方并依其法律成立的法人。

　　第四条　司法协助的费用
　　缔约一方应向缔约另一方免费提供司法协助，但向鉴定人支付的报酬和费用除外。

　　第五条　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一、除本协定另有规定外，缔约双方根据本协定相互提供司法协助应通过中央机关进行联系。
　　二、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为缔约双方各自的司法部。

　　第六条　文字
　　一、缔约双方中央机关进行书面联系时，应当使用本国文字，并附有对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二、司法协助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用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文字制作，并附有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第七条　司法协助适用的法律
　　缔约双方在本国境内实施司法协助，各自适用其本国法，但本协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提供司法协助有损于本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或者请求的事项不属于该国司法机关主管，可以拒绝提供司法协助，但应将拒绝的理由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九条　司法协助请求书
　　一、请求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使用请求书。请求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和地址；
　　（二）可能时，被请求机关的名称；
　　（三）提出请求的人以及与执行请求有关的人员的姓名、性别、国藉、出生时间和地点、住所或居所、职业；如系法人，法人的名称和地址；
　　（四）必要时，代理人的姓名和住址；
　　（五）请求所涉及的诉讼的性质和案情摘要；
　　（六）请求协助的内容；
　　（七）执行请求所需的其他文件和材料。
　　二、请求书应当由请求机关签署并盖章。

　　　　　　第二章　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及调查取证

　　第十条　适用范围
　　缔约一方应当根据请求代缔约另一方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询问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进行鉴定和司法勘验（现场调查笔录）以及完成其他与调查取证有关的司法行为。

　　第十一条　请求的执行
　　一、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权执行请求，应当将该项请求移送有权执行的机关，并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
　　二、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法按请求书所示地址执行请求，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确定地址；必要时可以要求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提供补充材料。
　　三、如果被请求机关无法执行请求，应当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说明妨碍执行的原因，并退回请求书附件。
　　四、在缔约任何一方境内执行民事商事调查取证应通过司法机关进行，执行该调查取证应通过中央机关联系。

　　第十二条　特殊执行方式
　　应请求机关特殊要求，被请求机关应该；
　　（一）按特殊方式执行调查取证，如果此种方式不违反其本国法律；
　　（二）在有效期间内向请求机关通知执行调查取证的时间和地点，以便当事人在同意的情况下自己到场，或者按照被请求国有效法律委托代理人到场。

　　第十三条　调查取证程序的效力
　　按照前述规定执行调查取证的司法程序应具有与请求国主管当局执行此种调查取证时所产生的同样的法律效果。

　　第十四条　通知执行结果
　　一、被请求机关应通过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联系途径，将送达文书或调查取证的结果书面通知请求机关，并附送达回证或有关机关出具的笔录、或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所有有用的情报。
　　二、送达回证应由送达机关盖章，送达人和受送达人签名，并载明送达的方式、地点和日期；如果受送达人拒收，应在送达回证或送达记录中载明拒收的理由。

　　第十五条　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的职能
　　一、缔约任何一方均有权直接通过其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向在缔约另一方的人员完成司法文书的送达，但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二、缔约任何一方均可反对在其境内进行此种送达，除非前款所述文书是送达给发出文书的缔约国的国民。

　　　　　　　第三章　法院裁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十六条　法院裁决的适用范围
　　一、缔约一方应当根据本协定规定的条件，在其境内承认与执行缔约另一方的下列裁决：
　　（一）法院在民事商事案件中作出的裁决；
　　（二）有关个人身份的法院裁决；
　　（三）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作出的有关损害赔偿的裁决。
　　二、本协定所指的“裁决”亦包括法院制作的调解书。

　　第十七条　请求的提出
　　承认与执行法院裁决的请求，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权承认与执行该裁决的法院提出，亦可以由缔约一方法院通过本协定第五条规定的联系途径向缔约另一方有权承认与执行该裁决的法院提出。

　　第十八条　请求应附的文件
　　承认与执行裁决的请求，应附下列文件：
　　（一）经证明无误的裁决的副本；
　　（二）告知裁决的文书的正本；
　　（三）证明法院裁决是终结的和可以执行的文件；
　　（四）已向被缺席审判的当事人送达的经核实无误的传票的副本；
　　（五）证明无诉讼行为能力的人已得到合法代理的文件，除非裁决中对此已予明确说明；
　　（六）上述法院裁决和文件的经证明无误的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文字或法文的译文。

　　第十九条　法院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一、缔约双方应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承认与执行法院裁决。
　　二、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院可以审核请求承认与执行的法院裁决是否符合本协定的规定，但不得对该裁决作任何实质性审查。

　　第二十条　承认与执行的拒绝
　　对于本协定第十六条列举的裁决，除可以根据本协定第八条的规定拒绝承认与执行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
　　（一）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该裁决不是终结的或不具有执行效力；
　　（二）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裁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
　　（三）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或在当事人无诉讼行为能力时没有得到合法代理；
　　（四）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标的的案件正在进行审理或已经作出了终结裁决，或已承认了第三国对该案件作出的的终结裁决。

　　第二十一条　承认与执行的效力
　　被承认与执行的裁决在被请求一方境内应与被请求一方法院作出的裁决具有相同的效力。

　　第二十二条　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
　　缔约任何一方作出的有效仲裁裁决在缔约另一方应予以承认并具有可以执行的效力，如果该裁决满足了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纽约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所规定的条件。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三条　认证的免除
　　在适用本协定时，由缔约双方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制作或证明的文件和译文，免除任何形式的认证。

　　第二十四条　官方文书的效力
　　在适用本协定时，缔约任何一方主管机关制作的官方文书，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具有与缔约另一方主管机关制作的同类官方文书同等的效力。

　　第二十五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一方应当根据请求向缔约另一方提供关于本国现行的或者过去施行的法律的情报，以及本国民事商事方面司法实践的情报。
　　二、两国主管机关可以在民事商事诉讼方面，通过双方中央机关相互要求提供情报，并可以相互免费提供有关法院裁决的副本。

　　第二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或实施本协定而产生的任何分歧，均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五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七条　批准和生效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完成国内法律程序后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对方。本协定自后一份通知书收到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二十八条　终止
　　缔约任何一方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上述终止自通知之日起满一年后生效。
　　缔约双方经正式授权的全权代表签署了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在拉巴特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阿拉拍文和法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有分歧，以法文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摩洛哥王国代表
　　　　肖　扬　　　　　　　　　　　　　　　　　阿　马　卢
　　　（签　字）　　　　　　　　　　　　　　　　（签　字）
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再思考

叶文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执行中止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特殊情形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待这种情形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执行中止原本是审判程序中一项程序性措施，也是一项既体现法治严肃性，又体现人文精神的法律制度。然而，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忌讳这个名词，千方百计想找个能避“中止”之嫌的名词或名称来代替它，终于从我国台湾省司法中找到了一个原型，即“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既能证明债权存在，又能中断执行时效，更重要的是能终结执行程序，提高一直困惑着人们的结案率。因此，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地方如获至宝，特别被人们看中的是能极大满足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结案率”。然而，当人们很快透过表面的现象，对执行中的“债权凭证”不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广泛推行“债权凭证”制度时，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对“债权凭证”和“执行中止”作一次再思考。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而“债权凭证”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五、“债权凭证”无法替代有司法最终权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根据“司法最终解决”的法理原则，法院对纠纷所作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权威的裁断，而且这种裁判具有极大的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或废弃。

而根据“债权凭证”制度，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颁发书面凭证，等发现债务人有财产时由债权人再申请执行。此时，债权人申请以及执行机构执行的依据只能是“债权凭证”，而不是原生效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来看，原来的判决书被执行机构以替代形式否定了，并产生一个延伸产品“债权凭证”，法律上允许这样做吗，显然执行机构无权这么决定。因此，原生效裁判的效力并没有因颁发“债权凭证”而消灭，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两个重叠的执行根据的现象，而且执行的并不是法院的裁判，而是后来颁发的“债权凭证”，这显然是对法院裁判权威性的破坏，对裁判确定力的动摇，在法理上是难说通的。

六、“债权凭证”制度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是重叠，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应当说，民事执行中的“执行依据”、“执行中止”、“执行终结”与“执行恢复”制度已经具备“债权凭证”的三种功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再设立“债权凭证”制度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意义，它的设立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首先，“债权凭证”是将来再次申请执行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根本无需在生效法律文书之外再专门颁发“债权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当事人之间的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证明债权人债权的存在及其具体数额，而“债权凭证”是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比的，它只能证明债权的存在，至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按既定的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凭证本身更无法直接来实现，而只能起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债权人主张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的，应当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否则其主张不成立；债务人主张其债务已经履行的，应当出具债权人签发的收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否则其主张不成立。简单地认为持有“债权凭证”就可以通过司法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终结执行程序应当通过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制作书面终结裁定书来实现，无需“债权凭证”标示。原则上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尚未实现的，执行程序就不能终结，一般只能中止。至于执行程序的终结是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执行机构必须作出书面裁定，以体现执行程序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债权凭证”本身并不能也不应当发挥终结执行程序的功能。

再次，执行时效中断是执行中止本身具有的功能，中断执行时效是通过债权人申请执行而实现的，只要当事人有申请，执行就再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只要申请执行依据的内容未实现，执行时效就不会对其发生作用，而按“债权凭证”的规定，债权人只要收到“债权凭证”后，执行程序就终结，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6个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最长在1年内必须再次申请执行，否则就会超过申请时效。而要在1年内实现债务人的经济复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再申请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拿到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并可能如此反复多次。这样，“债权凭证”制度不但没有实际效果，反而既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甚至还可能使债权人超过再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债权凭证”可以中断执行时效之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法律意义。

综上所述，“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相比，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正功能，而且可能产生消极的负功能。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能为执行机构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疏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袒护债务人甚至办关系案与人情案提供合法外衣，降低民事执行的效率与效益，损害执行机构的权威性，造成新的执行难与乱。 因此，对“债权凭证”的推行应当再思考，笔者建议在法律制度没有修改或到位前，应当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