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规制性规范，侵权责任，受保护法益，保护性法律
内容提要: 《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对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做出了极为含糊的规定，这使得司法实践缺少在此问题上的合理指引。在现代社会中，更为精准地具体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工具之一就是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必须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具体包括规范的形式和实质特征、目的特征和实质违反该规范，这同时也确立了关于该问题的实践论证框架。在解释论上，可依据整体类推方式而将违反适格规制性规范所致损失解释为侵权法所保护法益的一个类型。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适格规制性规范的规范特征
三、适格规制性规范的目的特征
四、实际违反规制性规范
五、结论和我国法中的具体适用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法的主旨任务是实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而实现工具之一是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所谓侵权法的保护客体，“是指侵权责任法具体保护哪些权利和利益，换言之，哪些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以后，受害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获得救济。”[1]通过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界定，厘清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不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可更好地实现上述平衡。至少就过错责任而言，我国侵权法立法所采取的是一种大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因此，在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时，司法者根本不像采取小的一般条款的德国或台湾地区侵权法背景下的司法者那样会受到诸多阻碍，因此无需发展出附保护第三人契约、积极侵害债权等理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或《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足以作为请求权基础。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司法者在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时似乎未得到法律明确的限定和指引，从而自由空间较大，《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二款所遭受的诸多批评已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妥当地控制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范围，就需要找寻合理的方式。
在我国法律（狭义）中，常规定行为人要对违反规制性规范[2]而造成的相关损失承担侵权责任，这些损失大多属于纯粹经济损失，但却属于侵权法的保护客体，故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对侵权法保护客体予以了间接界定，例如《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公司法》第208条等等。[3]其常见的规定模式是“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可看出，这些规定赋予受害人就相关损失享有侵权请求权的理由是，行为人违反了这些法律中对行为人所做的行为规定，也即违反了规制性规范。[4]在我国的法实践之中，大量的解释、批复和案例也都涉及了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问题，而其中相当多的案例和批复都判定行为人因违反了规制性规范而应对受害人所遭受的纯粹经济损失予以赔偿，规范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5]
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规范前提下，司法者创造性地将规制性规范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方式之一，以实现行为自由和法益保护之间的平衡，这种做法极具启发性。关键问题在于，我国侵权法规范体系并未对此提供一个可堪适用的明确规范，因此司法者在进行法律适用时应予以合理说明。但我国相关判决大多欠缺此种说明，故缺少更强的论理性和说服力，更不利于对判决进行事后审查和论辩。同时，法学对此种界定方式的类型化整理尚付阙如，司法适用时就缺少一个整体的论证框架，因此在适用时错误颇多，产生诸多疑问。例如，是否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能够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适格的规制性规范要具备何等要件？这些都需要确立合理的论证框架。
这不仅仅是单纯法技术的问题，它还涉及自由权的基本保障。现代社会中，由于风险社会的初步显形和规制国家的理念影响，规制性规范发展迅猛，数量多如牛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允许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能界定法益，动辄以违反规制性规范为由强加侵权责任，没有限制地肯定受害人可就相对性权利或者纯粹经济损失请求侵权损害赔偿，则将会使得人人噤若寒蝉，极大地限缩行为自由的空间。固然，侵权法的诸多概念，例如过错、因果关系等，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因此存在政策评价的空间。但是，多一些政策评价可堪使用的工具，当可使得侵权法在筛选责任时更为灵活；同时，法官可得到更多的指示，减少判决理由的说明困难，在法学方法上更具有妥当性。
因此，规制性规范当然可能会界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并非所有的规制性规范都具有如此作用，如何通过合理的方式判定具体的规制性规范是否是能够界定侵权法所保护利益的适格规制性规范，就成为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本文即细致论述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的适格要件，包括规范特征、目的特征和实际违反保护性规范特征，在此基础上对适用的一般程序做出总结，选择相关的案例进行重新分析，并对法学方法上如何证立上述类型做出简略说明。在论述时，本文将选择具有功能相似性的“违反保护他人法律”侵权类型作为主要比较对象[《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二）项]，探寻“外在理由”，但同时也注重相关实践和理论的内在理由，并以我国现行规范框架作为教义学基本前提。
二、适格规制性规范的规范特征
（一）形式特征
德国通说观点和判例通常认为，构成《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所称的“保护性法律”（Schutzgesetz）首先必须是《德国民法典施行法》（EGBGB）第2条意义上的“法律”。《德国民法典施行法》第2条规定：“《民法典》和本法意义上的法律指任何的法律规则。”其所指的并非仅仅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而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即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其外延包括宪法、议会法律、法规命令（Rechtserordnung）、规章（Satzung）、习惯法等；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则属于内部行政法的范畴，但也有可能间接对外发生效果。具体到第823条第二款上，最没有争议的是议会法律和法规命令，但特别命令、行政规则和宪法规范是否可被认为是保护性法律则存有争议。[6]因而，Wagner教授在论述时，区分了规范的性质而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此种方式颇具启发意义。[7]
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渊源分类与德国大致类似，具体到第184条第（二）项上，通说观点与德国通说并无二致。[8]但在判例中，对除法规命令之外的行政命令（包括职权命令和行政规则）是否属于该条所称的“保护性法律”则存有争议。[9]
1．宪法之外的法律渊源
《立法法》规定了我国的法律渊源，同时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起到了事实上的法律渊源作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4条，法院可以在民事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故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当然能够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依据。
至于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进行民事审判时不得引用作为裁判依据，似乎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就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上述最高院规定第6条明确认为：“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这意味着，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裁判文书中直接被引用，但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事实上，这些法律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否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这个问题与法院能否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引用这些渊源并非必然相关，能够引用这些渊源必然意味着这些渊源中的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不能引用这些渊源并不能得出这些渊源的规制性规范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结论。根据以往的判例，即使法院认为这些渊源的规制性规范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但作为裁判依据而被直接引用的仍然是《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既然这些法律渊源能够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它们中的规制性规范就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从解释论的立场上来看，能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渊源并不存在法律位阶的限制。[10]
2．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
2001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曾引起广泛关注，最高院针对此案所公布的批复也经历了从讨论众多到被废止的命运，其所引起的反响和讨论足以使得此案作为“标志性案例”（leadingcase）。这里仅仅以与针对本案的批复同日登载的宋春雨法官的一篇文章[11]（以下简称“宋文”）为视角，探讨与本文相关的问题。
宋文认为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并不能直接约束私人，《宪法》第37条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且我国法律之中不存在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因此在本案中，全部被告违反了作为“宪法类法律”的《教育法》中的规定，而构成了侵权行为，该批复实际上是确立了违反保护性法律的侵权类型。但《教育法》仅仅是具体的法律而非宪法，《教育法》的规定能否被认为是宪法规定，其实是非常令人怀疑的。[12]且根据本案事实，充其量只能认为被告滕州八中和济宁商校违反了《教育法》第29条第（三）项的规定从而构成违法侵权责任，但《教育法》中似乎并无明确条文规定其他被告的行为义务，故无法解决其余被告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问题。宋文似乎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因此认为全部被告的行为“违反《教育法》的基本精神”。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违反保护性法律所指的仅仅是违反具体的法律规定，而“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并不能作为适用根据。但无论如何，可以揣测，宋文之所以主张《教育法》作为违反保护性法律侵权类型中的保护性法律，从而颇为令人疑虑地主张《教育法》为“宪法类法律”，而不直接主张宪法作为保护性法律，其原因在于他似乎认为宪法规范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
德国许多学者主张，德国《基本法》可成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13]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基本法》规定了具体的行为强制时，此时该规定被作为保护性法律自然没有疑问，但是由于《基本法》仅仅是概括条款性质的保障（generalklauselartigeGarantie），所以仅在其通过宪法法院的裁判确定了具体行为义务时，《基本法》才能成为保护性法律。[14]但Spickhoff认为，探讨《基本法》的基本权利规范能否成为保护性法律，重点在于基本权利规范的对象是谁，因为基本权利规范对私人没有直接的强制或禁止，其直接规范对象仅仅是国家，故在私法上不能发生作用，但其能够直接以私人作为规范对象时，可例外地将该基本权利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15]
该问题首先涉及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此等效力可分为直接效力理论和间接效力理论。[16]直接效力理论认为，基本权利规范可直接适用于人民相互间的私法关系，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直接以基本权利规范作为规范基础。间接效力理论则认为，基本权利不能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而只能通过民法上的“概括条款”（Generalklauseln）而实现，基本权利规范不能在民事判决中被直接引用作为裁判依据。由于直接效力理论使得基本权利辐射面过于宽泛，严重忽视了私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破坏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力分立，因此德国当前的通说理论是间接效力理论，这也为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和大陆学者所普遍赞同。
在侵权法领域，如果采纳间接效力理论，则私人并非基本权利规范的直接适用对象，基本权利规范并未在私人之间创设义务，因此基本权利规范并不能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已有阐述，认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直接效力理论是将基本权直接视为民法上的权利，侵害者从而承担侵权责任；或者将基本权利规范作为保护性法律使得侵害者承担侵权责任，而间接效力理论则是将违反基本权利规范的行为通过《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4条第（一）项后段中的“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方法”侵害他人，从而使得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17]因此，基本权利规范原则上不能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18]
上述讨论以基本权利规范并未直接规定该等规范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为前提，如果某些基本权利规范中出现了“个人”等语词，从而似乎把私人作为规范对象之一，例如我国《宪法》第36、40、41条，则这种基本权利规范似乎例外地能够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主张，适用时应当先找出有关这种基本权利的具体规定，将具体规定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只有在别无他法时，才能够以这种基本权利规范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19]但是，同时有学者认为，从实践上而言，由于该等基本权利规范并未规定具体的行为义务，所以并无太大实践意义。[20]唯本文认为，这不仅仅是实践意义大小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下文所述，适格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是明确的或已被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而上述基本权利规范仅仅提供了一个概括条款式（generalklauselartige）的保障，并未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义务，非明确的和已被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因此不得作为能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21]
（二）实质特征
德国通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意义上的保护性法律必须是明确的强制或禁止规范（bestimmtes Gebot oder Verbot），其必须足够清晰地描述一个私法主体的行为义务。[22]有学者反对此种明确性的要求，认为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义务的存在，纵然明确的行为义务并没有被附加到此原则性规范定中，该规范仍属于保护性法律。[23]
无论如何，仅仅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活动相关的规制性规范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的保护客体。这类规范就是德国法上的行政规则（Verwaltungsvorschrift），也即上级行政机关向下级行政机关、领导对下属行政人员发布的一般抽象命令，它针对行政机关内部秩序或业务性的行政活动，其法律效果产生于内部领域，即下属机关及工作人员，仅仅是内部规范，对人民不发生法律约束力，[24]故未对私法主体设定行为义务，因此该等规范不能作为保护性法律。[25]
根据是否要对行为义务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私法主体设定了行为义务的规制性规范可被区分为抽象规范和具体规范。不管在理论上是否承认明确性要求，实践结果处理上往往区别甚小，可以将之总结为以下结论，即如果某法律仅仅确立了一般化的原则（allgemeinerGrundsatz），或者包含了关于个人所需做出义务的抽象式概念从而需要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具体化，那么即使该等规范不能因此而被排除出保护性法律，但在未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化之前，不得作为保护性法律而被适用。[26]唯需注意的是，具体化该抽象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并非保护性法律，原因在于其并非规范。[27]如果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个案中具体化了规制性规范之中的抽象概念，且该具体行政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那么该规制性规范在个案中的内容之确定就要共同考察规制性规范和该个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28]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是明确的或已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化的强制或禁止规范，否则根本无法确定并因此推论出明确的行为义务，从而也不能直接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29]
三、适格规制性规范的目的特征
（一）目的特征确立
1．比较法经验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4条第一款（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的理由说明认为，如果一个行为违反了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尤其是刑法，那么此行为就是不法的。所谓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之定义是：“对一个（主观权利的）侵犯仅仅是相对于权利人而不法，而绝对的禁止性制定法服务于每个人。”[30]但第二草案第746条第一款最终的规定是：“如果某人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犯他人的权利，或者违反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则他有义务赔偿该他人由此而遭致的损害……”
两相对比，法律的范围被限缩为“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因为第二委员会认为，“如果不考虑被违反的制定法是否是保护受害人利益，而赋予所有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这将是非常不合理的。[31]《德国民法典》在此草案的基础上只不过是将第二草案的第746条第一款分为两款，形成《德国民法典》的第823条。
在起草委员会的观念中，个人法权领域是侵权责任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试图确定个人的法权领域，以明确侵权法的保护客体，并将“服务于每个人的法律”的表述修改为“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在起草委员们看来：
个人相互之间的法权领域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而被确定，即制定法使得某人承担某个为他人利益的义务，强制或禁止他为一定的行为。但在此，只有以下这种强制或禁止才是可以考虑的，即它们旨在保护个人的利益免遭他人侵犯，而并非为公众利益强加某制定法义务，虽然该制定法义务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是必要的，但它同样对任何人都是有利的。[32]
因此，委员会试图给法官指示出确定个人法权领域的客观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旨在保护他人的法律”。通过此界定，排除了所有以保护全体利益为目的的规定，而只有保护性法律才能界定个人的法权领域。
在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二款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强调，被违反的规定必须是为了保护特定个人或者特定范围的个人，以个人保护为目的，而不能仅以对公众的保护作为目的，如果某规定的目的仅仅在于保护公众利益，那么它就并非保护性法律，不能界定侵权法保护的法益。判例对这一点也予以承认。[33]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58条规定了阻挠刑罚（Strafvereitelung）的犯罪行为，即因行为人的行为而造成他人因违法行为而依法应受的刑罚或措施全部或部分不受追究，因为此规定仅仅保护司法，而非之后的潜在受害人，故并非保护性法律，不能根据第823条第二款产生侵权请求权。[34]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在解释“民法典”第184条第（二）项时，也持相同观点。[35]
2．理由说明
德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虽然都将保护性法律作为法益界定的工具之一，但绝大多数所持的都是解释论立场，似乎并未充分说明，为何要以是否旨在保护个人作为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的判断标准。
此问题绝非庸人自扰。冯·巴尔教授在对欧洲各国侵权法考察后指出：“但是在法国尤其是在比利时，违反的是否是致力于保护个人利益的制定法，抑或受到的损害是否在其保护范围之内，都是没有关系的。”[36]由此可以看出，能够界定侵权法保护客体的适格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这一点并非当然。邱聪智也言明：“惟其何以非以保护他人权利或利益为目的，依愚见却又颇为疑惑。”[37]
实际上，之所以只有旨在保护个人的规制性规范才能界定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上文所引用的《德国民法典》第二起草委员会的说明已经透漏出了信息。既然侵权责任的产生起源于对个人法权领域的侵害，那么个人的法权领域就是侵权责任产生的前提。绝对性权利属于个人当无疑问，而通过规制性规范确定个人的法权领域，则只能要求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即使其主要目的不是保护个人而只是附带地保护个人，才能确定法权领域属于个人，个人才可通过诉讼要求他人遵守此制定法，要求他人保护此法权领域，由此才可得主张侵权法的保护。举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我国《刑法》第104条规定了武装叛乱、暴乱罪，此规定的目的非常明显是保护全体国民之利益。假如甲违反了此规定，在某地区组织武装叛乱，导致乙无法在此地区继续商业运行，蒙受损失，乙可否因甲违反了《刑法》第104条的规定主张甲对上述损失予以赔偿。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同，原因就在于乙并未因《刑法》第104的规定取得私法上的法权领域。毕竟，侵权法并不具有像警察一样的维护治安的任务，它的目的只在于对具体的受害人提供个人保护。[38]
从苏永钦教授所提出的“期待性可能性”角度考虑，规制性规范首先应当具备对世规范的特征，对于行为人而言，才可能具备防免的期待可能性。但是，如果规制性规范是以保护公众利益为目的，此时仍允许受害人提出请求，那么因行为人的违反义务行为而遭受损失的人会非常多，从而在赔偿能力上仍只有极低的期待可能性，因此必须把可能的损害赔偿请求人降低到合理的程度，故作为对世规范的规制性规范必须旨在保护个人，这就成为一个合理的筛选机制，生发出其他更为具体化的筛选机制，使得请求权人有特定化的可能性，从而建立行为人赔偿能力的期待可能性。[39]在此意义上，冯·巴尔教授才会认为，原则上，只有当某一法律是以保护原告免受实际已经遭受的损害为目的的，违反法定义务才具有侵权法上的意义。[40]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鼓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积极举报发生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欢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人员举报，举报线索经调查属实的，按本办法规定对举报人予以重奖。
第三条 鼓励举报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主要有：
（一）在食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违法添加和使用有害物质。
1. 在种植蔬菜水果时使用六六六、滴滴涕和毒杀芬等禁止使用的农药；
2. 在种植蔬菜水果时违规使用催熟剂、膨大剂等生长激素的；
3. 畜、禽等食用动物养殖过程中使用瘦肉精（克仑特罗）等禁止使用的兽药；
4. 在禽类饲料中添加苏丹红等禁止使用的化工染料；
5. 在鱼类养殖中使用孔雀石绿（中国绿、苯胺绿、品绿）等禁止使用的有害物质；
6. 在水产饲料中或水产品养殖过程中添加喹乙醇（水产瘦肉精、倍育诺、快育灵）、硝基呋喃、避孕药等有害物质；
7. 用“无根水”、漂白粉等有害物质培育、处理豆芽；
8. 屠宰猪、牛、羊等牲畜前，给牲畜注射阿托品等药品，以及在屠宰时往牲畜体内灌注水、明胶等物质；
9.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的屠宰场从事屠宰生猪经营业务的；
10. 集中屠宰鸡、鸭等禽类时，使用工业用松香、沥青等有害物质拔除羽毛的。
（二）在食品加工过程中违法添加有害物质和使用变质原料。
11. 用霉变米等粮食抛光处理后作为食用粮食销售；
12. 用潲水油、地沟油、餐厨废弃物或病死畜禽肉提炼食用油；
13. 在加工米粉、米线等米制品中添加吊白块、硼酸和硼砂等有害化工制品；
14. 在加工面粉、面条、馒头、糕点等面制品中添加吊白块、硼酸、硼砂、滑石粉、溴酸钾、富马酸二甲酯、硅酸钠（水玻璃）等有害化工制品；
15. 在加工腐竹、豆腐等豆制品中添加硼酸、硼砂、吊白块、碱性嫩黄（奥拉明Ｏ、盐基槐黄）、王金黄（块黄）、工业片碱（氢氧化钠）等有害化工制品；
16. 在加工肉松、火腿、烧鸡、烧鸭、烤猪、腊肉、腌肉、腊肠等肉制品中，使用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肉类和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肉类；
17. 在腌制肉制品、水产品等食品中添加敌敌畏、敌百虫等农药、酸性橙Ⅱ（金橙Ⅱ、二号橙）和亚硫酸钠等有害化工制品；
18. 在腌制蔬菜或加工蔬菜干制品中用荧光增白剂、工业氯化镁、磷化铝、工业酸、工业用盐、硫酸铜等有害化工制品；
19. 在加工辣椒粉、辣椒面、花椒、辣椒酱、豆瓣酱等调味品中添加苏丹红、玫瑰红B（罗丹明B、若丹明B、花粉红）、酸性橙Ⅱ（金橙Ⅱ、二号橙）等有害化工制品；
20. 在加工乳及乳制品中添加蛋白精、三聚氰胺、硫氰酸钠、革皮水解物、β-内酰胺酶（金玉兰酶制剂）等有害化工制品；
21. 在生产饮料等食品中添加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
22. 在加工银耳、龙眼、胡萝卜、姜、土豆、鲜竹笋、蘑菇等食品中使用工业硫磺、荧光增白剂、工业氯化镁、磷化铝、工业酸等有害化工制品；
23. 回收使用过期馅等原料生产月饼等食品；
24. 在生产冰淇淋、肉皮冻和果冻等食品中添加工业明胶等有害化工制品；
25. 在加工凉粉、椰果等食品中使用工业片碱（氢氧化钠）等有害化工制品；
26. 在加工果脯、蜜饯等食品中使用工业硫磺、福尔马林（甲醛溶液）、工业酸等有害化工制品；
27. 在加工瓜子、板粟、松子等坚果中使用矿物油、酸性橙Ⅱ（金橙Ⅱ、二号橙）等有害化工制品；
28. 在加工白砂糖、辣椒、花椒等调料中使用工业硫磺等有害化工制品；
29. 在加工酒类中添加安赛蜜；
30. 在加工茶叶中添加美术绿（铅铬绿、油漆绿）等有害化工制品；
31. 在生产味精中添加硫化钠等有害化工制品；
32. 在加工毛血旺（血豆腐）中添加甲醛、火碱、洗衣粉等有害化工制品；
33. 在加工蜂蜜中添加氯霉素等药品；
34. 用明胶、塑料等化工制品为原料制作猪耳朵；
35. 用糖精水和色素勾兑葡萄酒；
36. 用工业酒精、盐酸勾兑地瓜酒、白酒等；
37. 用毛发水加色素勾兑酱油；
38. 用工业冰醋酸（工业用乙酸）勾兑醋精、白醋、陈醋等；
39. 在生产保健食品中违法添加壮阳、降糖等化学药品；
40. 无生产许可证的工厂、作坊、商户生产食品；
41. 仿冒或伪造他人厂名、厂址、注册商标生产食品。
（三）在食品经营和餐饮环节违法添加和使用有害物质及销售过期食品。
42. 超市、农贸市场、食品店经营过期食品或回收过期食品后更改日期标签再销售；
43. 餐饮企业采购、加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
44. 餐饮企业经营过期食品、回收食品的；
45. 在加工牛百叶和其他水发食品中使用福尔马林（甲醛溶液）、工业片碱（氢氧化钠）、工业双氧水、氨水等有害化工制品；
46. 在烹制火锅底料中添加罂粟壳、工业石蜡、玫瑰红B（罗丹明B、若丹明B、花粉红）等有害物质；
47. 在烹制麻辣烫等小吃中添加罂粟壳或诺氟沙星等喹诺酮类药品；
48. 在烹制叉烧肉类中添加磺胺二甲嘧啶等磺胺类药品；
49. 在烹制烤乳猪、叉烧肉和红烧肉等食品中添加胭脂红；
50. 在烹制白切文昌鸡和盐焗鸡等食品中添加柠檬黄。
（四）其他涉及食用农产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海南省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食安办）根据违法犯罪行为变化，适时对上述具体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种类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被举报者受到行政处罚的，按以下三个等级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一）提供关键证据，并到现场指证的，按行政处罚罚没金额的15%给予奖励，奖金按上述标准计算低于500元的，按500元奖励。关键证据包括：非法产品和非法添加物等物证，账本和单据等书证，照片和摄像等视听材料。
（二）提供部分关键证据，并协助案件调查，按行政处罚罚没金额的10%给予奖励，奖金按上述标准计算低于300元的，按300元奖励。
（三）提供部分证据，未配合案件调查，按行政处罚罚没金额的5%给予奖励，奖金按上述标准计算低于100元的，按100元奖励。
第五条 被举报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举报人按以下办法给予奖励：
（一）被判处罚金的，按罚金的15%给予奖励；
（二）被判处管制、拘役的，奖励3000元；
（三）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期不足一年以下的奖励1万元，刑期一年以上的每超过一年奖励1万元；
（四）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的，给予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奖励。
罚金和其他刑罚并处的，不合并奖励，按金额高者给予奖励。被举报者有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按刑期高者计算奖金，不累加奖金。
第六条 内部职工实名举报本单位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可在上述规定的奖励标准基础上提高50%进行奖励。
第七条 食品安全有奖举报，每个案件最高奖励不超过50万元。
第八条 省食安办统一接受全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举报电话号码为：12331。
第九条 省食安办接到举报后，应于1个工作日内制作《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索交办书》，将案件线索移交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办理。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收到交办书后，应及时调查处理，并制作《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索处理书》，将处理情况反馈给省食安办，省食安办负责对案件督办。
省食安办接到情况紧急的举报，可先口头通知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进行现场调查。
第十条 本办法原则上只对实名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给予奖励。举报人在举报时应留本人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或其他有效证件号码、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箱或通信地址）等。
提供明确的线索和确凿的证据，并经查证属实的匿名举报，且被举报人受到超过20万元以上行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匿名举报人可参照本办法进行奖励。匿名举报人在举报时应提供1个6位数密码和有效联系方式，供在发放奖金时核实身份。
省食安办、省财政厅和各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对食品安全举报的受理、查处、奖励等过程应严格保密，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泄露举报人身份资料和举报内容等。
第十一条 省内各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及时与举报人联系，请举报人协助调查，提供证据，并尽快组织调查处理，在规定的时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十二条 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立案后，省食安办按最低奖励标准，对实名举报人先行予以奖励。
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人民法院对涉嫌犯罪的被举报人作出判决后，省食安办对举报人按本办法规定的标准给予奖励，奖励时扣除已经先行奖励的部分。
第十三条 新闻媒体在公开披露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前，主动通报省食安办，并提供线索或协助调查处理，经查证属实的，参照本办法规定对新闻媒体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对举报人的奖励实行一案一奖。同一案件被不同举报人举报且内容相同的，只对第一举报人进行奖励，举报顺序以受理时间为准。但第二、第三举报人提供的证据对案件调查有补充作用的，可给予500元以下的奖励。
第十五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举报人联名举报提供同一线索的，按同一案件进行奖励，奖金由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由案件查处部门裁决。
第十六条 举报奖励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奖励建议。
先行奖励：市、县（区）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对举报线索调查后，依法立案查处的，应在立案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向省食安办递交《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先行奖励建议书》并附相应的《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索交办书》和立案审批等材料。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立案查处的案件，也按上述规定向省食安办报送材料。
处罚奖励：市、县（区）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追究刑事责任案件被人民法院判决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向省食安办递交《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奖励建议书》，并附相应的《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线索交办书》、举报受理记录、案件调查过程情况说明、行政处罚决定书、刑事判决书等材料。省级食品安全分管部门立案查处的案件，也按上述规定向省食安办报送材料。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由移送公安部门的食品安全分管部门提出奖励建议；省公安厅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举报，由省公安厅提出奖励建议。
（二）奖励审批。
省食安办收到奖励建议书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给予奖励；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作出不予批准意见，退回提出奖励建议部门并附书面说明。
（三）发出通知。
省食安办批准奖励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将《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奖励通知书》送举报人。
（四）奖金领取。
举报人接到奖励通知书后，2个月内到省食安办办理领奖手续，除不可抗力原因外，逾期不领取奖金的视为放弃，不再补发。
举报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领取奖金。匿名举报人需提供举报时的6位数密码。
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需持举报人的授权委托书及双方有效身份证件。
5000元以下，可以现金或转账形式发放；5000元以上原则上以转账形式发放。以转账形式发放的，举报人应提供跟本人身份相符的账户名称、开户银行、账号或银行卡号。
1万元以上的奖励，省食安办可要求案件查处部门派人协助甄别领奖人是否为举报人本人或举报人委托的人员。
第十七条 设立省级食品安全举报奖励专项资金。由省食安办会同省财政厅制定奖励资金管理细则。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举报人应对所举报的事实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他人或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不给予奖励，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下列举报情形不适用本办法：
（一）与食品安全分管工作有关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举报；
（二）食品安全分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执法过程中掌握的信息，授意配偶、直系亲属或其他人的举报；
（三）假冒伪劣产品的被假冒方或其委托人的举报；
（四）属申诉案件的举报；
（五）其他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举报。
第二十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推诿不接受举报的；
（二）受理举报单位及有关人员未及时组织调查或不认真核实查处的；
（三）利用知晓的信息，本人或伙同他人冒领奖金的；
（四）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五）违反保密规定，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的。
第二十一条 省食安办对案件举报人给予奖励，各食品安全分管部门不再重复奖励。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食安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省食安办印发的《海南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件1
负责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单位及职能分工
一、省农业厅、市县农业局负责查处食用农产品种植和养殖环节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二、省海洋和渔业厅、市县海洋和渔业局负责查处海洋与内陆水域渔业养殖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三、省、市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查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四、省、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查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场所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五、省商务厅、市县商务局负责查处生猪屠宰和酒类批发零售环节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六、省、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查处餐饮环节和保健食品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七、省公安厅、市县公安局负责侦查各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附件2
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
1. 六六六 2. 滴滴涕
3. 毒杀芬 4. 二溴氯丙烷
5. 杀虫脒 6. 二溴乙烷
7. 除草醚 8. 艾氏剂
9. 狄氏剂 10. 汞制剂
11. 砷类 12. 铅类
13. 氟乙酰胺 14. 甘氟
15. 毒鼠强 16. 氟乙酸钠
17. 毒鼠硅 18. 甲胺磷
19. 对硫磷 20. 甲基对硫磷
21. 久效磷 22. 磷胺
23. 甲拌磷 24. 氧乐果
25. 水胺硫磷 26. 特丁硫磷
27. 甲基硫环磷 28. 治螟磷
29. 甲基异柳磷 30. 内吸磷
31. 涕灭威 32. 克百威
33. 灭多威 34. 灭线磷
35. 硫环磷 36. 蝇毒磷
37. 地虫硫磷 38. 氯唑磷
39. 苯线磷 40. 杀扑磷
41. 硫丹 42. 五氯酚（五氯苯酚）
43. 氯丹 44. 灭蚁灵
45. 溴甲烷 46. 磷化铝
47. 磷化锌 48. 磷化钙
49. 磷化镁 50. 硫线磷
51. 敌枯双 52. 六氯联苯
53. 氟虫腈 54. 丁硫克百威
55. 乐果 56. 乙酰甲氨磷
附件3
禁止使用的兽药品种
一、食品动物（指供人食用或其产品供人食用的动物）禁用的兽药
（一）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的兽药。
1.兴奋剂类：克仑特罗、沙丁胺醇、西马特罗及其盐、酯及制剂。
2.性激素类：己烯雌酚及其盐、酯及制剂。
3.具有雌激素样作用的物质：玉米赤霉醇、去甲雄三烯醇酮、醋酸甲孕酮及制剂。
4.氯霉素及其盐、酯（包括：琥珀氯霉素）及制剂。
5.氨苯砜及制剂。
6.硝基呋喃类：呋喃西林和呋喃妥因及其盐、酯及制剂；呋喃唑酮、呋喃它酮、呋喃苯烯酸钠及制剂。
7.硝基化合物：硝基酚钠、硝呋烯腙及制剂。
8.催眠、镇静类：安眠酮及制剂。
9.硝基咪唑类：替硝唑及其盐、酯及制剂。
10.喹噁啉类：卡巴氧及其盐、酯及制剂。
11.抗生素类：万古霉素及其盐、酯及制剂。
（二）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用作杀虫剂、清塘剂、抗菌或杀螺剂的兽药。
丙体六六六（林丹）；氯化烯（毒杀芬）；呋喃丹（克百威）；杀虫脒（克死螨）；酒石酸锑钾；锥虫胂胺；孔雀石绿；五氯酚酸钠；各种汞制剂包括：氯化亚汞（甘汞）、硝酸亚汞、醋酸汞、吡啶基醋酸汞。
（三）禁用于所有食品动物用作促生长的兽药。
1.性激素类：甲基睾丸酮、丙酸睾酮、苯丙酸诺龙、苯甲酸雌二醇及其盐、酯及制剂。
2.催眠、镇静类：氯丙嗪、地西泮（安定）及其盐、酯及其制剂。
3.硝基咪唑类：甲硝唑、地美硝唑及其盐、酯及制剂。
（四）禁用于水生食品动物用作杀虫剂的兽药。
双甲脒。
二、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
（一）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
盐酸克仑特罗、沙丁胺醇、硫酸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盐酸多巴胺、西巴特罗、硫酸特布他林、苯乙醇胺A、班布特罗、盐酸齐帕特罗、盐酸氯丙那林、马布特罗、西布特罗、溴布特罗、酒石酸阿福特罗、富马酸福莫特罗。
（二）性激素。
己烯雌酚、雌二醇、戊酸雌二醇、苯甲酸雌二醇、氯烯雌醚、炔诺醇、炔诺醚、醋酸氯地孕酮、左炔诺孕酮、炔诺酮、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促卵泡生长激素。
（三）蛋白同化激素。
碘化酷蛋白、苯丙酸诺龙及苯丙酸诺龙注射液。
（四）精神药品。
（盐酸）氯丙嗪、盐酸异丙嗪、地西泮（安定）、苯巴比妥、苯巴比妥钠、巴比妥、异戊巴比妥、异戊巴比妥钠、利血平、艾司唑仑、甲丙氨脂、咪达唑仑、硝西泮、奥沙西泮、匹莫林、三唑仑、唑吡旦，以及其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五）抗高血压药。
盐酸可乐定。
（六）抗组胺药。
盐酸赛庚啶。
（七）各种抗生素类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滤渣。
附件4
食品中禁止添加的非食用物质
1.吊白块。可能添加于腐竹、粉丝、面粉、竹笋等，用于增白、保鲜、增加口感、防腐。
2.苏丹红。可能添加于辣椒粉、辣椒酱、辣味调味品等，用于着色。
3.王金黄。可能添加于腐皮，用于着色。
4.三聚氰胺。可能添加于乳及乳制品，用于提高蛋白质的检测量，以次充好。
5.硼酸、硼砂。可能添加于腐竹、肉丸、凉粉、凉皮、面条、饺子皮等，用于保鲜和防腐，增加韧性、脆度。
6.硫氰酸钠。可能添加于乳及乳制品，用于保鲜。
7.玫瑰红B。可能添加于调味品，用于着色。
8.美术绿。可能添加于茶叶，用于着色。
9.碱性嫩黄。可能添加于豆制品，用于着色。
10.工业用甲醛。可能添加于海参、鱿鱼等水产品、血豆腐，用于改善外观和防腐。
11.工业用火碱。可能添加于海参、鱿鱼等水产品、生鲜乳，用于改善外观和防腐。
12.一氧化碳。可能添加于金枪鱼、三文鱼，用于改善色泽。
13.硫化钠。可能添加于味精，用于除铁。
14.工业硫磺。可能添加于白砂糖、辣椒、蜜饯、银耳、龙眼、胡萝卜、姜等，用于增白、防腐。
15.工业染料。可能添加于小米、玉米粉、熟肉制品等，用于着色。
16.罂粟壳。可能添加于火锅底料及小吃类，用于增鲜。
17.革皮水解物。可能添加于乳与乳制品、含乳饮料，用于提高蛋白质的检测量，以次充好。
18.溴酸钾。可能添加于面粉，用于改善口感，增白和增加韧性。
19.β-内酰胺酶（金玉兰酶制剂）。可能添加于乳与乳制品，用于掩蔽抗生素。
20.富马酸二甲酯。可能添加于糕点，用于防腐、防虫。
21.废弃食用油脂。可能添加于食用油脂，用于掺假、降低成本。
22.工业用矿物油。可能添加于陈化大米，用于改善大米外观，使大米色泽亮丽。
23.工业明胶。可能添加于冰淇淋、肉皮冻等，用于改善形状和掺假。
24.工业酒精。可能用于勾兑假酒，降低成本。
25.敌敌畏。可能添加于火腿、鱼干、咸鱼等制品，用于防腐和防虫。
26.毛发水。可能用于勾兑假酱油，降低成本。
27.工业用乙酸。可能用于勾兑假食醋，降低成本。
28.荧光增白物质。可能添加于双孢蘑菇、金针菇、白灵菇、面粉等，用于增白。
29.工业氯化镁。可能添加于木耳，用于增重。
30.磷化铝。可能添加于木耳，用于防腐驱虫。
31.酸性橙Ⅱ。可能添加于黄鱼、鲍汁、腌卤肉制品、红壳瓜子、辣椒面和豆瓣酱等，用于着色。
32.氯霉素。可能添加于生食水产品、肉制品、猪肠衣、蜂蜜，用于抗菌。
33.喹诺酮类药品。可能添加于麻辣烫类食品，用于杀菌防腐。
34.水玻璃。可能添加于面制品，用于增加韧性。
35.乌洛托品。可能添加于腐竹、米线等，用于防腐。
36.碱性黄。可能添加于大黄鱼，用于染色。
37.磺胺二甲嘧啶。可能添加于叉烧肉类，用于防腐。
38.敌百虫。可能添加于腌制食品，用于防腐。
39.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主要包括：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等，可能添加于乳化剂类食品添加剂、使用乳化剂食品等，用于乳化和增稠。
附件5
不得超范围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
1.诱惑红、日落黄。作为着色剂，可能超范围添加在泡菜、葡萄酒中。
2.乙酰化单甘脂肪酸酯。作为乳化剂，可能超范围添加在面点、月饼中。
3.硫磺。作为漂白剂，可能用于熏蒸馒头。
4.二氧化钛。作为着色剂，可能超范围添加在面粉中。
5.滑石粉。作为增白剂，可能超范围添加在面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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